王惠萍，女，1973年7月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从事翻译与文化研究。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应著名翻译学者MonaBaker之邀，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习一年。近年来，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权力与操纵——也谈林纾的翻译》《东方学与中国文化身份建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戴乃迭译介活动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译介》等多篇学术论文，并主持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译者的文化身份与译者的职责——20世纪外籍代表译者英译中文著作之策略研究”（批准号：11YJC740101）。

　　《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详细梳理了现代翻译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在论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翻译学科影响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几个重要概念：翻译、权力、译者主体性、文化身份和异化翻译，体现了对西方翻译理论娴熟的运用。整篇著作的理论陈述富有条理，视角新颖独特。著作研究的主题是戴乃迭的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结合对戴乃迭代表译作的分析，对戴乃迭文化身份的特点作了深入的探索。王惠萍指出，从宏观角度看，戴乃迭具备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在翻译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杂合性、协商性、流动性的特点。而从微观角度看，戴乃迭又具备女性文化身份，这与她的双重民族支化身份是交相辉映的，戴乃迭在译介新时期女性作家作品时，充分关注了中国女性的现状，凸显了作品的女性主题。

　　《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
　　有一位匈牙利朋友说：“欧洲越来越感到中国民间文学的丰富和重要。”我们应当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我国不但有可与世界各国媲美的鸿篇巨制的民族史诗，而且还有荷马式的民间艺人在演唱史诗、叙事诗，外国朋友感到震惊地说：“史诗在中国还活着。”（《群言》杂志社，1990：6—7）
　　“文革”期间，虽然一些同样遭受阶级压迫的《中国文学》的读者，对“文革”文学宣扬的精神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但是真正引起他们兴趣的还是“文革”时期《中国文学》译介的，为数不多的鲁迅的作品。而当代作品，尤其是大量工农兵业余群众作者的作品并没有引起读者很大的关注。
　　80年代杨宪益担任《中国文学》主编之后，刊物达到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海外读者表达了他们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喜爱之情。如澳大利亚的德怀特认为之前的《中国文学》曾经让读者想要放弃阅读，并且再不碰它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它的基调很乏味，短篇小说看起来千篇一律，只是名字不同，人物是用纸板刻出来的僵化的木偶人——完美无缺的干部农民与一无是处的走资派相对抗。但是80年代以来它有了很大的改进，尤其改版后的1984年春季号达到了其辉煌的顶峰（中国文学杂志社，1986：3）。戴乃迭翻译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爬满青藤的小屋》、《绿化树》等作品在刊物上刊登或被出版后，立刻被西方报刊评介和转载，在欧美引起极大的反响。刊物的贸易发行量显著增长， “文革”中丢失的教授、学者和白领读者又重新回来了，杂志出现了第二个春天（赵学龄，1999：505—506）。
　　普通读者对于新一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表达出了浓厚兴趣，如民主德国的卡尔·儒勒每一期几乎总是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认为从《中国文学》上能看到许多令人惊叹的东西和出色的文学作品，通过阅读刊物上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和文章，对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他觉得古华不仅仅是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而且已经进入世界文学之林，认为戴乃迭的译文成功地传达了古华作品的精神面貌。1985年春季号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张贤亮的《绿化树》尤其令人感兴趣；菲律宾的郭爱兰非常爱读《北京人》，欣赏这种亲切的新鲜的形式，认为由普通人自己谈论他们的生活比浏览名人趣事更能反映—个国家的面貌；英国的马鲁·哈拉萨认为《北京人》是很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因为西方人不可能听见中国人民有关日常生活的谈话，这些作品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差别；罗马尼亚的吉娜·帕娜特认为《烟壶》是一篇非常好的故事，她非常欣赏作者用令人惊奇的熟练手法对旧北京及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生动描写。她被这篇小说紧紧地迷住了，它又一次展示了中国人民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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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冯庆华）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与背景
1.2 研究意义与目标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1.5 本章小结

第二章 研究基础
2.1 翻译研究学科的发展
2.1.1 翻译研究学科的奠定
2.1.2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2.2 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形成
2.2.1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
2.2.2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
2.2.3 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
2.3 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重要概念
2.3.1 翻译
2.3.2 权力
2.3.3 译者主体性
2.3.4 文化身份
2.3.5 异化翻译
2.4 戴乃迭译介活动的相关研究
2.4.1 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博士论文
2.4.2 相关著作
2.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戴乃迭译介活动综述
3.1 戴乃迭生平简介
3.1.1 童年的记忆
3.1.2 重圆中国梦
3.1.3 多舛人生路
3.1.4 永恒的微笑
3.2 戴乃迭译介活动的不同阶段
3.2.1 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尝试奠基期
3.2.2 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发展成长期
3.2.3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挫折停滞期
3.2.4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成熟高产期
3.3 戴乃迭独立译介的主要作品介绍
3.3.1 现代文学作品
3.3.2 当代文学作品
3.4 戴乃迭译介作品的接受效果
3.4.1 专业人士的评价
3.4.2 普通读者的评价
3.5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与其译介活动
4.1 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
4.1.1 中国——一生的眷恋
4.1.2 英国——不变的故土
4.1.3 “我有两个祖国”
4.2 戴乃迭的翻译风格——以《边城》英译为例
4.2.1 戴乃迭的翻译观
4.2.2 《边城》四个英译本语料库简介
4.2.3 《边城》四个英译本语料库统计结果
4.2.4 《边城》四个英译本的实例对比分析
4.3 文化身份的杂合性与协商性——戴乃迭翻译风格成因
4.3.1 《边城》四位英译者文化身份与译介策略比较
4.3.2 文化身份杂合性与协商性的体现
4.4 文化身份的流动性——戴乃迭前期与后期翻译风格比较
4.4.1 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
4.4.2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
4.4.3 文化身份流动性的体现
4.5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戴乃迭的女性文化身份与其译介活动
5.1 西方女性主义及其翻译理论
5.1.1 西方女性主义概述
5.1.2 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5.2 后殖民女性主义及其翻译理论
5.2.1 后殖民女性主义概述
5.2.2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5.3 戴乃迭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译介
5.3.1 新时期女性文学
5.3.2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译介内容
5.3.3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译介方法
5.4 《沉重的翅膀》两个英译本译介方法比较
5.4.1 翻译副文本
5.4.2 翻译方法
5.5 戴乃迭其他译作中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5.6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结论
6.1 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总结
6.1.1 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
6.1.2 戴乃迭的女性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
6.1.3 戴乃迭译介活动对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
6.2 戴乃迭译介活动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6.2.1 翻译选材
6.2.2 译介渠道
6.2.3 翻译策略
6.2.4 译者模式
6.2.5 翻译目的
6.3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6.4 本章小结

附录1 论文图表索引
附录2 戴乃迭翻译作品目录
附录3 戴乃迭著述目录
附录4 与赫曼斯教授的谈话摘录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