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布鲁内利（Roberto Brunelli），出生于德国。在意大利主流报纸《团结报》供职17年，负责国内外新闻和文化版块的编辑工作。曾主持过柏林墙倒塌20周年特刊，六次受邀参加意大利圣雷莫音乐节，负责过关于罗马教皇沃依蒂瓦之死的专栏。写作主题涉及托尔斯泰、政治、音乐、电视等。

　　默克尔是一个谜。
　　她在世界政坛呼风唤雨，举足轻重，但人们对她的过去、她的内心几乎一无所知。这个女人很少透露关于自己的信息。她在民主德国的过去，她突然迅速地攀上德国权力顶峰的内幕，一概讳莫如深。
　　默克尔的人生经历和从政生涯如同一部悬疑电影。她总是出人意料地转变立场，在对手的阵营里猛冲，让人措手不及；她采取多种策略和战术，一次次赢得德国选民的信赖与支持；必要时，她会毫不犹豫地为权力而献身。
　　本书是通往默克尔世界的一次旅行，为您解开德国“铁娘子”身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她3岁才学会走路，从小怕狗；平时爱发短信，爱讲笑话，酷爱足球；经常走路上班；私生活低调神秘；传闻她曾是民主德国的特工。
　　她是物理化学博士，35岁步入政坛，51岁担任德国总理，中间只用了16年。她一手打造了欧债危机中的“德国经济奇迹”，令世界瞩目。
　　她曾与奥巴马、普京、萨科齐、贝卢斯科尼过招，将科尔、施罗德、德梅齐埃拉下马，在世界政坛举足轻重。
　　她是默克尔，一个强大到让对手恐惧的女人。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已悄然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默克尔可以保持强硬，但她也是一位能够倾听和妥协的政治家。在做出决定前，她试图平衡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利益。

　　——戈尔巴乔夫

　　★默克尔总是镇定自若，对事物的发展了如指掌；她拥有与生俱来的政治天赋，对权力极度渴望；她坚不可摧，每个困难在她眼中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她永不失败，她的妥协不过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明镜》周刊记者 Dirk Kurbjuweit

　　默克尔的第一次婚姻
　　1977年，这位牧师的女儿决定结婚了。当然，是在教堂结婚。她当时只有23岁，但是早婚在民主德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她的婚纱是蓝色的，是她最喜欢的颜色。婚礼只邀请了几个挚友，而真正的派对则是在瓦尔德霍夫举行的。早在婚礼之前，他俩就在一家类似于招待所的旅店订了一个极小的且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其他房间被四个学生占用了）的公寓。公寓里分出来一个盥洗室，此外还有各个房客。每月房租只需要20马克。毕业后，他们辗转到了柏林，住在米特，离柏林墙就只有几步路。两人的婚姻没有太多的激情，他们的故事于1981年草草结束。
　　乌尔利希·默克尔说：
　　一天，她收拾行李搬走了。她为了自己考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总的来说，我们是以一种很平静的方式分手的，况且在经济上我们彼此都是独立的……
　　安格拉对此的说法更加不浪漫：
　　不，那不是伟大的爱情。我们结婚，是因为所有人那时都结婚。这件事现在听起来非常愚蠢，但我当时步入婚姻时并没有足够地严肃考虑。三年之后（实际上是四年），我们就离婚了。我错了。
　　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此后，她在东柏林的科研院度过了12年。安格拉——不再姓卡斯纳，而姓默克尔——就像生活在甲板下面。她是一位科学家，但只是一位“小”科学家，这与她总想成为“第一”的抱负相抵触，而野心和抱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伴随着她，直到任职德国总理。她的研究工作没怎么得到重视，进展也非常缓慢。在民主德国每一项学术活动的典型特征就是缓慢。在这里，时间流逝得似乎也比其他地方缓慢。科研工作在一幢灰色的楼里进行，那里满是灰尘，令人抑郁。
　　默克尔的权力世界
　　通常，伴随着默克尔的攀登之路，一颗颗“头颅”落地。比方说，那些“加冕的”头颅，还有同志、朋友和前辈们的“头颅”……甚至全都是一些前辈，他们全被击倒了。值得注意的是，与这样的战败——一场政治斗争或者一次失败的选举——几乎总是相关的，是那个来自民主德国的姑娘的进一步升迁。1998年，根据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建议，默克尔成功地当选为基民盟的总书记，如今朔伊布勒是非常有权力的财政部长，但他作为总理候选人已经记不清有多长时间了，却从来没有得到那个位子。在1998年的大选中，基民盟差一点就得到了自1949年以来最差的选举结果（在获得了35.3%的选票之后就止步不前，比起1994年41.5%的结果，那简直就是心头一刀之痛）。那是“科尔时代”的终结，他的时代从1982年开始就一直不间断地持续着，先是在分裂的德国，然后是在统一后的德国。说明一下，基民盟从1973年开始就一直由这个“伟大的莱茵河畔的人”领导。在那之后的代表大会上——那是一次真正的“危机”大会，是一个时代性的武力解决的开始——安格拉向前迈出了引人注目的一大步，她担任了在野党的一个关键职务。继总理和联邦议院的党团主席之后，她成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书记。
　　但还需要再一次步步为营。一个大议题早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即接替赫尔穆特·科尔。德国重新统一八年之后，科尔本来高大的身材显得十分疲惫。在他周围的策略和诡计越来越多。基于那次极差的选举结果，朔伊布勒将默克尔推到了一个一线职位（谁知道他背后的想法是不是想使她中立），但是对于他自己，这个“在小推车里的男人”（1990年10月12日，在奥珀瑙的一次竞选活动中，一个有严重精神障碍的男子朝他开了三枪，第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下巴，第二发击中了他的脊柱，第三发子弹则被他的保镖挡住了）设想着一种“冲击”，即科尔被“废黜”，他还有重新获得最高席位（总理公署）征程的开始，当时那个位置由社民党人格哈特·施罗德所占据。多年来朔伊布勒都是成功者，在默克尔当选为总书记的那次党代会上，就是他，面对着泪眼婆娑的科尔，成为该党主席。
　　但那只是第一步。此后各种策略越来越阴险狡诈，包括报纸上刊登的直接和影射广泛的文章，基民盟值得注意的原则定位，秘密谈判。这个二号人物或许认为，在以科尔为对手的竞赛中，他已经将默克尔拉至旗下，而科尔作为基民盟的名誉主席，仍然扮演着一个太大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朔伊布勒是有道理的，因为默克尔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了“杀死这个前辈”——这位前总理应该消失在政界。她也说过这一点。在大选之前，她说在基民盟里“那些老男人们”的统治应该被超越，但是这还是一次普遍而没有针对性的发言。尽管朔伊布勒是一个机灵、狡猾和老练的政治家，但他没想到科尔并不是唯一败北的人。他或许认为——这是一种强烈的迷惑和欺骗——默克尔是可以被操控和驯服的。他给了科尔最阴险的打击！在一次采访中，这个“纨绔子弟”不怎么委婉地表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指定了他作为科尔的接班人，这是一个“从政治角度看不怎么灵巧”的选择。他补充说，鉴于“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政治年代”，他与那个伟大的莱茵河畔的男人之间，并不是真正的“男人之间的友谊”。
　　或许这并不仅仅是保持距离，还意味着别的。但是，就像莎士比亚所熟知的那样，故事里还蕴藏着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意外，朔伊布勒的地位也将会改变。之后几个星期，将会经历一次突然加速，相伴的还有“德国反腐调查”的事件。不幸加倍。由于基民盟收获了一些行政层面的胜利（包括黑森州、萨尔州、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而在欧洲的大选甚至也是一种凯旋，以致前一年的选票结果似乎只是一件流程事故而已。然而一次大规模的崩溃开始了。1999年11月6日，基民盟 “著名的”前司库被逮捕，他被指控曾经为了该党而侵吞了百万马克。随着进一步的揭露，事实逐渐浮现出来，该党的财政完全不是干净体面的。而科尔，这位参与了两德统一的总理，在公众眼里，与此事完全是有牵连的。有人怀疑在他的操作下，是否建立了一个与官方簿记平行的账本。当时的德国一片混乱，德国人的反腐调查就像一场雪崩，鲜有人安然无恙地出来。然而，某人从那走出来之后更加强大了，而且强大的多得多。
　　那个民主德国昔日的科学家，那颗在基民盟内部冉冉升起的新星，再一次将看似的灾难转变成了自己的优势。经过充分的准备，安格拉以在基民盟内部要求“清理”的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意见面前，结果给她的上级们增加了更多压力。她想要完全展示自己，而她主要是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个曾经叫她“小女孩”并且将她提携到最高政治职位的男人：赫尔穆特·科尔。
　　那种紧张局势几乎无法应付。于是科尔在12月被迫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坦承他曾经犯了“一些错误”，有高达200万马克的经费被非法纳入了基民盟的钱库。默克尔并没有就此止步。她马上明白了当时的风险，突然变身为权力斗争棋盘上一位出色而令人战栗的战略家。安格拉要求基民盟要“现代化”，基民盟应该变成“欧洲最现代的人民政党”。有报刊开始怀疑她正在准备一次谋杀（当然是指政治上的）：暗杀国王。也许当时还不太明确，那两个卓越的政治家会成为受害人。
　　只一步棋，默克尔就成功地“一箭双雕”，完成了令人惊叹的一击。她完完全全地毁掉了朔伊布勒和科尔之间的关系，并且将两人一起降为下级。其手段是她于1999年12月22日在德国最权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我们的党应该学会奔跑，应该知道即使没有了自己的战马，也能够与对手进行战斗，就像科尔常常自称的那样。正如在青春期那样，它应该从父系的家庭自我解放，它应该走自己的路。最后一击是，她断言科尔为了不透露他的非法投资者的姓名而说的那些“以名誉担保的君子之言，将会纳入依法诉讼的进程中，而不是违反法律的进程”。
　　是的，那是“你也一样”，是布鲁图用匕首刺的一刀。但是关键的一点是——这一点也决定了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前总理科尔认为那篇写给《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是由朔伊布勒激起的，他根本没想到是默克尔带头做的这件事，但这恰恰就是事实。现在，显然很难说当时安格拉就已经预见到她昔日的良师益友会认为他的接班人，如果不是那篇“杀手文章”的“启示者”，就是同谋，但总之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朔伊布勒自己也很吃惊：“我给默克尔女士打了电话，并就她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发表这篇文章的事向她表达了我的惊讶和出乎意料。”
　　正如人们所知，科尔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他并不服输。他认定朔伊布勒是最大的威胁，于是开始组织了一场针对他昔日接班人的殊死战斗。他为此越来越不顾一切，不让自己的尊严被毁，那是统一的德国总理的尊严，是参与了打开勃兰登堡历史之门的总理的尊严。亲近科尔的那些报刊开始不停地抨击朔伊布勒，而朔伊布勒则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回击，他声称打给那个背后的投资者卡尔海因茨·施赖伯（他在加拿大被捕）的电话，“非常频繁而且都是从这栋楼里打出去的”，他指的就是基民盟的党部。另外，他还说到了“犯罪成分”、伪证、“阴谋的谣言”。这已经是一场公开的战争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把基民盟拽入自它诞生以来最大危机之中的战争。还有一个关键的连接点。据朗古特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默克尔知道朔伊布勒从施赖伯那儿得到了一笔10万马克的“酬金”，当时这还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消息。最重要的是，他还不知道她已知道。那位未来的默克尔帝国的超级财政部长，即使在联邦议院，也否认把那些钱收进了腰包，但在2000年1月10日，他还是在德国第一电视频道ARD的一次采访中承认了这个事实。
　　正如大部分人所猜想的那样，这其实是那位总书记所设的一个陷阱吗？这就是一个堪比李尔王的宫廷阴谋。朗古特写道，那篇著名的反科尔的文章“进入了历史”，它造成的后果是：
　　战争中的这两位先生被引到了如此愤怒的程度，以致在互相拉扯下台的企图中，他们一起被彼此拽了下去，因为他们就像是被同一条脐带系着的两个人。
　　科尔如今已经出局，而朔伊布勒则不得不承认他至少见过那个“说客”施赖伯一次，默克尔则头脑非常清晰地继续进行她的博弈。她认为，正是她——这是默克尔在基民盟内部以及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基民盟重新开始的人。用意大利人的话来说，她是那些基督教民主恐龙的“终结者”，她表现出自己没有以任何方式被“科尔体系”恶化。尽管在她最初的政治生涯阶段，她是被那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总理“发现”和培养的，即使她已经两次担任部长且迅速到达了基民盟的顶峰，她还是用所有手段来以“新人”的身份呈现自己。2000年2月16日，朔伊布勒别无选择地辞去了基民盟的领导职务以及议院党团领导的职务。基层开始喧闹着为安格拉捧场：她将是基民盟的未来。对那个曾经的“小女孩”来说，没有什么不利的了。
　　默克尔拒绝了奥巴马
　　还有一件事。贝拉克·奥巴马当时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安格拉经常重申她非常喜欢美国。这位来自芝加哥的参议员有一个绝妙的点子：他需要测一下自己的候选人资格有多少“国际”含金量，他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他通往白宫之路非常有特色的一笔。奥巴马通过一些渠道让德国总理府各办公室知道，他想在勃兰登堡之门发表一次史诗一般的演讲，因为他对那个地方的背景布置及戏剧性的潜力有完美的认知。勃兰登堡之门曾两次作为世界一分为二的象征，也两次象征了重新找回来的自由。尽管从来没有和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正式地确认这个要求，在德国还是引发了接连好几天的激烈讨论。整个大联盟分成两派：德国外长、社会民主党人施泰因迈尔，他非常热情，要加强与美国兄弟般的关系，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但是默克尔说了一句冷淡的干巴巴的“不”。这位女总理还生硬地回复，她让他的随从人员转达说，在德国最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举行另一个国家候选人的选举集会，这不庄严也不合适，甚至是一种滥用。最后的结果是奥巴马让步了，他满意地在凯旋柱发表了自己的演说。很多人都认为默克尔的无礼是美国总统直到现在仍然对德国总理府保持冷淡的原因之一，但这显然是推测罢了。
　　默克尔领导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优异表现
　　带着一种自满，柏林政界注意到了那些摆到桌面上的数据。比如，欧元区各国的失业率总是呈现出越来越可怕的性质，标志着一种分割了欧洲大陆的深刻裂痕，一个血淋淋的伤疤，它已经达到了这个货币联盟诞生以来的最高程度。到2013年2月，欧洲的失业率平均为12%。这是相当高的，但是如果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分开看，数据就毫无意义了。爱尔兰是14.2%，法国10.8%，意大利11.6%，塞浦路斯14%，葡萄牙17.5%，斯洛伐克14.6%，西班牙26.3%。希腊呢？没有（根据惯常的程序，希腊的失业率无法被欧盟统计局统计，这是说了很长时间的事了）。德国跟卢森堡一样，是5.4%。只有奥地利，以它自豪的4.8%略好于德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还要更可怕。西班牙是55.7%（也就是说每两个西班牙年轻人中就有一个人没有工作），葡萄牙38.2%，意大利37.8%，德国止于8.8%。
　　默克尔的性格
　　她的另一个性格特征是非常有好奇心。她总是问问题，问任何事情并且是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除非国内或出国访问的时间安排不允许她问这么多。
　　细节，对科学的好奇，特定的技术，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政治内幕，艺术史的基本知识，地域特点，即使在旅游，包括出差，没有什么逃过她的好奇心。她的同事们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当她在访问时，他们从未忘记在行程中安排一些有趣的参观，比如大型水族馆，值得纪念的回忆录，刚开设的博物馆或者未来主义派的画工坊。似乎看见了她，用两个手的拇指和食指相扣，做出那个独特的姿势（“三角形”，某个阴谋家在一些古怪的网站上这样描述那个姿势，还大胆地猜想了与共济会甚至与外星人团体相关的晦涩的联系，外星人只等她把那个三角的尖指向高空的那天，就把她召回到宇宙空间中），或者激动地发着短信，那些她的“圈内人”证实，短信是她最主要的沟通方式。说实话，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曾经被她的这个习惯激怒过。据说他大声地问是否有可能“通过发短信的方式来统治一个有八千万人的民族”。
　　在某些方面，一杯葡萄酒，最好是白葡萄酒而不是红酒，为她丈夫烹饪的牛肉卷，笑话和对足球的热爱，都证明她是一个绝对“正常”的女人，或许这位女总理也因为这一点才如此擅长与德国中层选民保持一致。“对于革命，德国人甚至更愿意在它发生后才被通知”，她说。
　　她是如此的正常，以致她刚当选为联邦政府首脑的时候，这位女总理打电话到总机（她当时还没有记住自己办公室的专线号码），不得不花了好一会儿时间向那个惊得呆若木鸡的女接线员解释她真的就是安格拉·默克尔……“是的，就是那个安格拉·默克尔……是的，那个头儿，昨天还是另一个人。”这是她非常喜欢讲的一个小故事，对于那些跟她一起乘坐联邦政府飞机的使节们总是会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与这表面上的正常相伴的，是决定了总理府的选择、生活的沉默和最高命令。有人说如果情况不坏的话，跟“妈咪”在一起应该不会度过非常糟糕的时刻。那些得以近距离地跟随过她的记者们揭露说，她在跟不符合她期望的人在一起时，同事也好，交谈者也罢，都可能会冷冰冰或者非常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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