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孩子当然需要奋斗才会改变命运，但以一首诗而使自己脱颖而出备受重视，这奠定了樊希安未来命运的另一种基调：激情。以诗做底的人生，毕竟不同。
在从事了一年多的文艺创作之后，部队决定对樊希安进行深度培养——送他去《贵州日报》实习半年，以此将他的身份由创作者转变为部队的报道者。一般而言，部队里的宣传科都有报道组和创作组，而报道组更受重视。
在《贵州日报》学习结束，樊希安获得一次赴首都北京的机会：将一份介绍典型经验的汇报材料送到基建兵总部。他的多数战友尚未去过县城，他凭借自己的奋斗与机遇，竟然能到北京，能看到天安门，能见到外国人，还能看到不可思议的自动门。北京，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梦想开始在心底升腾。
1976年底，入伍四年后，樊希安面临两个真正具有意义的机会选择：在部队里提干，或者去读大学。两者分别何在？对于农村孩子当兵，真正的命运之变，即从农民跃升为干部，所谓“提干”，意义在此。当然，读了大学，身份也就自然成为干部。两者差别在于，读大学在三年之后，才可能完成身份转变；而如果不读，则在部队就可以马上提干了。——提干可以落实“干部”身份，才可能实现“北京梦”。
樊希安选择了读大学，成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当时，他们师仅有两个大学名额：北大哲学系与吉林大学中文系，樊希安成为了吉林大学的学生。随后恢复高考，知识改变命运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只是，樊希安的选择在此之前；对他而言，一个农村孩子决定去读书，要等待三年才能拿到“干部”身份，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而且，作为战士的身份去读大学，部队提供的生活补贴是非常低的。公允而论，符合那个时代的“理性”选择，可能并不是大学，而是等待直接提干。
知识当然改变命运。1982年，大学毕业后的樊希安，有了接近曾经自己梦想的可能：他被借调到《基建工程兵》报社，开始在北京工作了。“借调”是正式进入的前一步，作为记者，樊希安打量这座城市，不再是游客心理——北京是他和他的基建兵战友的北京吗？看上去像。他们在真正建设着这座城市。樊希安用报道描述基建兵对城市建设的参与：修条跑道通蓝天。正在更快更大规模地建设这座城市与这个国家的时候，中央决定百万大裁军，基建兵也在被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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