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新刑律>与中国近代刑法继受》：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礼法之争并不单纯是进步与保守的斗争。礼教派固守三纲五常人律虽不合历史潮流，但他们提出的制定法律要与国情、风俗相适应，法律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法理派接受了西方近代法律价值和精神，主张严格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当然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最先进的并不必然是最适合的”，这有一个中西融合的问题。从清末修律造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断裂来看，应该吸取的教训还是存在的。第二，无论是从过程还是结果看，没有证据表明礼教派的强大和法理派的弱小，实际是“礼法双方，自成派系，广拉后援，相互批评”。“当此新旧交讧之际，各持己见，虽圣明在上，亦觉无所适从，卒从政府及修律大臣编纂定议。”法理派并非以前人们想象的那样弱小，最后的胜利属于法理派而非礼教派，否则礼教派就不会“恼羞成怒”而“弹劾”法理派了。
对礼法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是有意义的。第一，有助于阐明历史事实的真相。长期以来认为由于法理派力量弱小，才导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妥协，最后《暂行章程》五条给新刑律蒙上了更浓厚的封建性色彩。而对礼法双方力量有了中肯分析以后，我们看到《大清新刑律》基本是按照法理派的精神和架构出台的，法理派的让步是有限的和必要的。《暂行章程》五条并不足以改变新刑律的现代法律性质，其影响是有限的和暂时的。第二，有助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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