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和体制的语境。同样，那些更传统的跨学科工作，如兄弟艺术门类之间的比较，应当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展开，也就是要反思每个门类的意义制作的优势策略，包括它内部的理论分歧以及它所运用的媒介的物质性。
2.通晓外语仍然是我们学科的一个根本的存在理由。比较学者总是那些对外语特别感兴趣的人，他们通常具备掌握外语的技能并有本事时刻享受使用外语的乐趣。这些素质应当继续在我们的学生中培养，而且，应当鼓励他们开拓语言视域，至少掌握一门非欧洲语言。
系与系之间的语言要求不必求同。我们感到，应当起码要求学生用原文掌握两种文学、良好的关于两门外语的阅读知识，而且，对于那些更古老的领域如欧洲、阿拉伯或亚洲文化，应当掌握一门古代“经典”语言。有些系现在仍要求三门外语和一门古典语言，许多系要求三种文学知识。无论怎样，外语要求的价值不应当仅限于文学意义的分析，应当扩大它的语境，理解母语发挥的各种作用：创造主体性、建立认识论模式，想象共同结构，形成民族观念以及表达对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抵制和适应。而且，比较学者还应当警惕民族文化内部（within）①的深刻差异，它为比较、研究和批评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基础。这些差异（和冲突）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地区、种族、宗教、性别、阶级和殖民或后殖民状况。从理论上说，比较研究最适宜考察这些差异究竟以什么方式与语言、方言、特殊用法（包括行话和俚语）上的差异，与使用双语或多语及其混杂方式的问题结合起来。
3.我们必须继续强调精通外语的必要性和独一无二的益处，与此同时，也要减少对翻译的敌视。事实上，翻译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范式，用以观照不同话语传统之间的理解和解释的大问题。应当说，比较文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解释不同的文化、媒介、学科和体制背后迥异的价值系统间的翻译之所得和所失。而且，比较学者应当承担一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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