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山》：
2002年深秋，一个平淡无奇的假日。午间，空寂的屋子，安静的书房。槛外的柠檬树毫无表情地，以坠着明黄色果实的枝条抚摸澄明的空气。我文思僵滞，坐着发呆，电脑前的键盘失去滴答声，那是思维之河的流动。于是读书，梭罗的《湖滨散记》，一本拿起好多回都读不进的书，这回却“人港”了，可见，读书也类似爱情，来得适时，两极相碰，火花噼啪爆开，来得不是时候，却成了催眠物。
那么，怎么忽然和这位洋陶渊明灵犀相通起来呢？是这样的：最近精神出现了状况，说好听叫“危机感”，但这有赶时髦的嫌疑，自前年911，纽约世贸中心变为“0度地面”以后，美国人人自危，要在下一波恐怖袭击到来前寻找逃路，我也未能免俗。说准确点，是年龄的关系。自从儿女自立，在这个第二故乡栖迟了20多个寒暑后，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就是：换一个活法。前半生“为别人活”，往后该“为自己活”——作平生要做而没工夫做没条件做的事，读平生未读之书，见平生未领略过的自然与人文的风景。“为自己活”的基地，我定在故国，我虽然已经放弃了国籍，但没有也不可能失去对她的依恋，在汉字里安身立命的人，最终要回到汉字的国度去，一如落叶归于泥土，是没有折衷余地的宿命。
当然，回去定居，以目前改革开放的繁荣走势看，居住地的选择甚多，不必说一般人的思维惯性，就连我，也会把首选定在大城市如广州、深圳的近郊，其次，是和亲人住处较近的中等城市，如佛山市，图个互相照应。我仍旧把这老家的祖屋作为“狡兔三窟”的最后一窟，未必长住就是了。
特别是，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中的一种或不止一种，我当毫不犹豫地买上双程机票，回我的村庄——这被我不经乡亲父老批准而擅自拿来当笔名的“荒田”去。在村头最北端，我将掏出一串足有半斤重的铜钥匙，打开深锁的坤甸大门，拉开锈结的柚木趟栊，把行李扛进霉气冲天的青砖老屋：第一，遇到重大的挫折，效民初的官员，归隐田园，闭门思过。第二，思想发生重大转变，需要与世隔绝，思考人生和自己。第三，跌回贫困阶层，兼以年老体衰。
孔夫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问：过去的“己之所欲”，施与今天之我，算不算不识时务？是不是强己所难？荒田村于我，不但为宗族、家族的血缘所系，而且是最后的故园。母亲不知半开玩笑地说了多少遍，1949年我刚满一岁，解放军进攻的炮声逼近十多里外的苏江。母亲用背带背着我，从开着文具店的小镇回村里躲避。母亲扛一把伞，在田梗上趱行时，我在她背后又笑又叫，挥手蹬脚，兴奋异常。母亲担惊受怕之余，对我的举动极感纳闷：兵荒马乱的，欢喜个什么嘛？巧合的是，我此生“开场白”式的记忆，就是从这一情节开始的。
好了，让我独自回去。我不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彭泽令，却可能被乡亲误作“掉转船头百算百”的古典金山客。抗战胜利以后那几年，他们从大洋那边的“金山大埠”乘远洋轮到达香港，然后，舟车辗转，终于顾盼自雄地走上布满牛蹄窝的村路。三件头西装，三接头皮鞋，上衣口袋里的怀表拖出黄灿灿的金链，手里一根乌黑的手杖。巷口站满了把脖子伸得和池塘的鸭子一般长的乡亲，渴望以一声巴结的“大老爷”、“××叔”的招呼，换来一个夹着美钞的利是封。体积吓人的“金山箱”，业已由信得过的乡人预先抬进家门。这就是典型的衣锦还乡。为了昙花一现的风光，漂泊异乡的男性乡亲，在唐人街“衣裳馆”带药水味的蒸汽里，在市郊杂碎馆的油烟里，在萨林那斯大田的烟尘里，苦苦熬了大半辈子。
在我出生的1948年，外祖父就是这般回去的，携带的不但是毕生的积蓄，还有十个指头都缺掉大半指甲的鸡爪般的手，这是在旧金山企李街和人合伙开豆腐芽菜店，两手长年累月地泡在水里的后遗症。不过，我如果在这21世纪之初还乡，可能光彩不起来，因为此行过分突兀。这些年，海归的不少，谁不住进城市郊外新建的小区，当起高级寓公？如果在外头不被一撸到底，谁会逆着“城市化”的潮流，回到乡人迫不及待地外迁的破村？尽管，严格意义上的“落叶归根”，“归”到供着列祖列宗神位的祖居才算“到位”。
我这一趟行旅，不会像台湾诗人郑愁予所吟咏的四川游子一般，“拉纤回去”；也不会像我曾经做过的诗句：“回去，挑一根花旗松削的扁担”，而是采取梭罗的方式，悄悄地独自回去；像趁墟的卖菜汉子，平淡无奇地进家门。梭罗在麻省康考特镇的瓦尔登湖畔，自造房子，尽量不花钱，像野人般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在荒田村，我也许待久些，但不能仿效年富力强的洋鬼子梭罗，住在村里不算，还要下地，插秧除草，打禾挑肥，这些农活，在30多年前的知青时代干，尚且龇牙咧嘴地叫苦，如今一把老骨头在泥泞的田埂，只有摔个四仰八叉的份。为了不致冻馁，我会带上尽可能多的钱，当年外祖父带回苏江畔老家的，拢共17万港币，按当时的币值，在县城旺区买上十栋八栋铺子不成问题，可惜经不起嫖赌饮荡吹样样精通的大舅父踢蹬，才几年工夫便花得差不多。
我一辈子打工，勤俭的本领有，花天酒地却不内行。我能带多少？现在没底，总得够对付到终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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