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书香文丛：墨香书影》：
近十几年来，由于新文献，特别是出土文献的发现及研究方法的更新，国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于国家长期重视学科建设，研究人员的学历层次大大提高，五十岁以下的国学研究者，多数具备了博士学位；为了培养基础扎实、视野开阔、文史哲兼通的高素质人才，一些高校相继建立了国学院，设置了各具特色的课程体系。这些进展均令人高兴。但我们也发现，无论是在兼容多个学科的国学院，还是分设的文、史、哲院系，往往存在着忽视文献学类课程开设、忽视文献学基本功训练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给国学教育与研究带来严重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检索与利用的学科，也是指导人们读书、治学的学科。它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其进行学习、研究，如现在不少高校，均设有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其任务就是培养从事文献整理和文献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同时，文献学又是其他一切涉古学科即国学的基础，是一切从事国学研究者必备的常识。文献学与国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不是可有可无、彼此游离的两张皮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从事文献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哲基础，否则，其研究必不能深入，因为抽象的、不涉及具体学科内容的文献是不存在的。同时，从事文、史、哲及其他涉古学科的学者，也必须具备文献学的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或者这个基础过于薄弱，必定影响其进入学术殿堂的进程，其研究成果很难不出现硬伤。
国学研究，任何发明、创新必须以古典文献为基础，其中最重要、最常用者又是古书。而我国的古书，在作者、书名、篇名及成书过程、编辑体例等方面与现代书籍存在着诸多不同。如果对这些全然不知，在引用资料时必然要出现差错，甚至影响科研结论的准确性。笔者曾让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做过一个作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诗集传》和中华书局1983年版《楚辞补注》为依据，查出《诗经》与《楚辞》一些语句的出处，结果大部分人均将《诗经》的篇名和《楚辞》中的一些分篇名标错了。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我国早期的古籍，篇名在该篇正文之后；如果一篇之内再分若干分篇，总篇名之后往往是第一分篇的正文，各分篇之名在各分篇之后。《诗集传》的底本源自宋刻本，《楚辞补注》是依据汲古阁本标点排印的，还保留着古书的这种体例。这些未来的学者们对古书的这种体例全然不知，故有此误。有一部介绍汉字知识的书籍，以清代阮元主编的《经籍饕诂》为材料来源之一，结果出自该书的例证的出处和作者全都错了。这里面既有治学态度的问题，也有文献学知识欠缺的问题：对《籍诂》的体例不了解。见解再高明，论述再深刻，而支撑自己观点的原始资料出了问题，总是遗憾之事。
目录学和版本学是文献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对人们的读书治学尤为重要。我们考察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和著名学者的治学历程，无不是靠着版本目录学的指引步入学术殿堂的。道理很简单，走上学术道路，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读书，离不开利用文献资料，这就需要了解自己学习与研究的学科及邻近学科，有哪些基本典籍，其内容、体例如何，有何优点，有何缺点；这些书籍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都需要心中大体有数。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才能清楚自己研究领域的家底，以免论述到有关问题时失于武断；谈到有关文献时，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利用资料，才能有意识地选择好的版本。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粼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这些著名书目，都是国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常读书。这些本都是老生常谈，但当今的状况颇令人担忧。有的博导，到清代雍正年间问世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去查检乾嘉时期的资料，自己浪费时日自不必说，也很难想象，这样的博导会培养出能够科学全面地搜集资料的博士生来。由于目录学知识的缺乏，版本意识的淡薄，不论是在博士论文当中，还是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失误。有一篇研究唐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在谈到唐初欧阳询等所编《艺文类聚》时说该书是“一部有名的丛书，但百不存一”。不知《类聚》是类书而非丛书，全书一百卷，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集成》与《类聚》都是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类书，尚且如此，生僻之书，便可想而知了。有一部研究方言史的著作，说从唐代到明朝，我国的方言著作属于空白。但宋代《中兴馆阁书目》著录《蜀尔雅》三卷：“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据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目》和明代李贤等撰《明一统志》等文献，北宋王浩、王资深亦著有《方言》。这是因为缺少目录学知识，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家底不清而导致结论有失。有人研究生僻字，以清代曹楝亭刻本为底本，而不知“曹刻误谬极多，中有一卷，全出改窜者。”凡是曹本误者，皆以为是《集韵》编者之误，逐一考之，不仅做了大量的无用功，其结论的可靠性也大打折扣。
由于文献学教育的缺失，现今的硕博论文的“参考文献”，不出错者极少，如有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论文，将《诸子集成》的编者著录为“宋代·朱熹”，而全然不顾其中多清人校注本。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足为怪，因为当今国学领域的高校教材，涉及文献，不出错者亦鲜。如有的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高校教材所开列的研修书目，大而不当、与受教育者的水平相距甚远姑且不论，书名、作者、时代、版本，各种错误应有尽有。
这些情况的普遍存在，反映了当代社会对文献学尤其是其中的目录学、版本学知识的忽视或排斥，已经发展到了危及人才培养与基本研究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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