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章节从语言论、鉴赏论、体系论、“悖论诗学”四个角度阐释并评价了刘若愚的8部英文专著，从中可以见出刘若愚以英语阐释中国语言、文学及诗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应该说，这种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他所受到的中西教育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由于在中国古代学术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时刻，西方文学、诗学的参照系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学、诗学的阐释具备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质。这当然部分出于实际的需要--他多年居于异域以教授中国文学谋生，为帮助他的英语读者更为深入地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他不得不以多种方式努力拉近两者的距离，这就使得他必须迅速地将西方最新近的学术方法和思考融入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诗学的阐释当中，从而获得了学术方法和视野上既有别于传统学者又有别于同一时期国内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视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华裔文化之根，流动在他血液深处的故国之思，使他不自觉地成为中华古代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代言人之一。针对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偏见，他既自觉地努力凸显中国古代文学、诗学的精华、独特之处，又致力于寻找中西文学和诗学的共通点。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对中国古代文学诗学“中国性”或者“他性”的凸显可能会帮助英语读者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美和值得借鉴之处，这就为中西文化进一步的平等交流奠定了基础。他的《中国诗学》不但填补了学界空白，还以西方的词语分析方法和鉴赏标准证明了中国语言和诗歌的伟大；《中国之侠》不但凸显了鲜为西方读者所知的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侧面，更是中西学界的有关“侠”的主题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李商隐诗》率先以“巴洛克”一词称呼李商隐诗的独特风格，证明中国古诗不但可以在“含混”和复义方面首屈一指，在精神风貌上更是多彩多姿；《北宋主要词人》填补了英语学界有关中国古代词领域研究的空白，以简单的笔墨勾勒的“词”的大致发展史及主要艺术特色；《中国文学理论》作为第一部以西方语言整体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之所以毁誉并存，根本原因不在于刘若愚写不出一部选段、翻译再加阐释的著作，而是由于他超前地追求向英语读者展示中国古代文论的潜在体系及其与西方相似理论之间的异同之处；《语言与诗》以“悖论诗学”为焦点，不但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梳理了这一诗学产生的根源，发展壮大的背景，在历代诗人一批评家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更集中阐释了中国古代诗歌诗学的独特旨趣及其与西方现代诗学、阐释学的相通之处。应该说，终其一生，刘若愚都背负着在英语世界为中国古代文学、诗学立言的重负！他竭尽毕生之力，想告诉英语读者中国古代文学诗学的精华与其优美，这在当时积弱积贫，备受西方贬抑的中华古代文明而言，该是怎样的一颗赤子之心！这样的态度对于“五四”以来激进的民族文化传统虚无主义者而言同样是一种有力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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