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研究（第1卷）》：
（三）伦理社会
儒家与“厚公民身份”在社会层次上的融合表现为“伦理社会”：儒家社会是以礼为核心的伦理结构，它确立的等级制被认为具有合理性；儒家伦理结构之所以形成，源自从家庭到社会的关系扩展。
1.儒家社会的伦理结构
如何理解儒家的社会结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不能用自由公民社会的视角看待儒家社会，也就是说，不能将儒家的公民社会理解为由不受关系网络阻碍的自由和独立个体组成的领域，因为儒家社会受到儒家伦理传统的影响，公私领域非常模糊（Hahm，2004）。儒家共同体有几个基本的理论要素：个人生活的教化、作为法律基础的礼、社会角色和制度等（Hall&Ames，1987：131）。以这些要素为基础，儒家搭建起伦理社会结构。用梁漱溟（1996:307-365）的话说：“中国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隐含着关于公共生活关系的推论。例如，通过反求诸己而达“仁”，个体就可以把自己的感情推广到其他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仁”就成了儒家公共生活的伦理规范的核心（廖申白，2001）。
儒家伦理社会的核心是“礼”。儒家社会是通过礼仪而不是法律进行治理（Kwok，1998），因为儒家的“礼”不是法律观念，而是道德观念，具有灵活性（Nuyen，2002）。对儒家思想中的“礼”有两个基本理解（Kim，2012b）：一个是作为道德美德的礼，孟子为代表，认为公民政治美德由人类道德美德或个人道德品质推广、发展而来；一个是作为公民美德的礼，苟子为代表，认为在圣王创造的礼仪情境之外没有美德，因此“礼”实际上就是公民美德。不论哪种理解，以礼为调节基础的儒家社会注重公共秩序，强调中道和谐，关怀公共利益，满足不同公民的道德和物质需求（郭齐勇、陈乔见，2009；Kim，2012c）。更重要的是，在“礼”的限制和调控下，儒家公民一方面产生了自我规范的道德美德，另一方面产生了互惠和参与的公民美德（Kim，2012c），这是儒家公民社会“厚化”（thickening）的关键（Redding，1998）。
安乐哲（2013）论述了儒家社会以礼为核心的伦理结构。一方面，礼仪实践不仅引导人们进入合法的、确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有个人创造的一面，是一个开放的、个人化的礼仪结构。伦理社会中的个体遵循一种彼此尊敬的人际关系模式，这种彼此尊敬是一种内在呈现而不是外在强加。另一方面，儒家礼仪实践确立的是等级化的角色结构，个人自主是遭唾弃的。不过，伦理社会的角色等级基于各种角色的特殊基质（matrix），人们之间的等级差距仅仅是社会结构中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的反映（Nuyen，2001，2002）。儒家的礼仪实践并不排斥平等，而是体现了性质上的对等（qualitativeparity），包括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和而不同”的平等（安乐哲，2013）。
2.儒家等级制的合理性与伦理结构的扩展
儒家伦理社会结构确立的等级制在儒家看来具有合理性。要理解这个观点，需要首先区分儒家中的两种平等：第一种是自然平等，指的是人生来平等（包括道德平等）；第二种是价值平等，是指所有人都有平等的价值，并应该被平等对待（Munro，1969:1-2）。儒家等级制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儒家将自然的平等和价值的不平等结合在了一起（Kim，2015）。一方面，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有平等地成为圣贤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实际的生活中，不同人因为不同的社会条件和个人努力，实现成圣目标的程度并不相同（Dallmayreta1.，2009）。因此，原本在道德上自然平等的个体在现实的价值实现上却不平等，不同个体之间出现等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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