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公民教育：范型与变革/新时代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丛书》：
（二）课程与内容：国家课程的理想
如前所述，除了19世纪末期短暂出现的斯巴达式的军事操练课程外，大革命后英国的公民教育课程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教育计划与课程体系中始终没有公民教育的充足而确定的地位，因而，学生从效果不甚明显的间接课程中所学到的相关内容，似乎并无助于引导他们顺利地达到人们想象中的好公民的理想，更难谈使他们最终践行这些公民价值，何况社会或家长与学生们似乎也一直没有在这方面做好准备。在1988年之前，公民教育始终是其他课程中一块模糊的构成，间接的跨学科课程、隐性课程始终是英国公民教育课程的突出特征。但随着教育中央集权式管理的力度增强，特别是国家课程确立后，公民教育课程的地位才变得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公民教育的内容的涵盖面也越来越清晰与确定。特别是《克瑞克报告》的出台，基本上确立了英国公民教育中一些基本的学习规划纲要与原则，并发展出了一些具体的、需要学生达到或获得的技能、知识和理解方面的目标。①在公民教育的国家课程的理想引导之下，现代英国公民教育课程与内容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融合在古典课程、宗教以及历史、地理或其他方面的课程内容；二是以政治知识或素养为主的公民教育内容.从简单的政治常识到丰富的实际生活问题的课程设置，为年轻一代参与民主的政治制度做了基本的准备；三是当代随时调整的公民教育的直接课程内容，其总的趋势是从过去过多地强调义务与责任的内容倾向，逐步转向以权利或主动参与为重点的内容学习，并越来越强调社会和学生个人生活相联系。
1.古典课程与精英教化的延续
在英国公民教育发展史上，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人复兴古典（主要是古希腊一罗马范型）的公民教育课程的主张，而且这种主张常常与精英时代宗教公民道德的教化交织在一起。18世纪时期，普利斯特里主张在自由教育课程中传递有关国家结构、历史、法律和贸易等的公民教育知识，这种初步融合进现代元素的精英式综合性公民教育课程体系，影响了18-19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的英国公民教育的课程发展。例如，最初为穷人开办的公学中所提供的公民教育课程，最终还是演变为通过古典课程对学生进行宗教道德方面的品格教化。这一点继承了英国传统的宗教教育中的公民教育使命。因此，这种公民教育 课程实质上也仍然带有强烈的君主范型的特征，即课程主要是为上层社会或统治集团培养公务人员及其所需的相应品质。对这种古典范型的公民教育，尤其是由古典课程体系所主导的古典共和国公民品格的培养模式，当时的一些理论家如阿诺德等，就已经开始质疑这种课程模式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意义，即“是否应该增加一些‘现代’课程，如科学；古典课程是否应该继续作为课程体系的基础；古典品质可否作为衡量‘现代’文明的标准”①等。这些与公民课程有关的日渐升温的争论，与当时欧洲大陆中和公民教育相关的讨论几乎是同步的。而实际上，即使在21世纪的英国公学甚至大学课程体系中，人们仍然可以清晰地从古典课程中感受到公民教育的特质与影响，而宗教公民道德的教育影响更是绵延不断、长久不衰。
2.历史、地理课程与民族认同
在英国公民教育发展历程中，历史与地理的教学始终是一个重点，当代更是如此。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帝国的扩张事业，使人们愈发意识到带有公民教育目的的历史与地理教学的重要意义。早期的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有关大英帝国的情况和军队的战斗史，这种以地理与历史为主的公民教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培植年轻一代对国家的义务和公民的爱国主义、帝国自豪感的发展。这是由于在19世纪后期，英国与欧洲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一样，开始沉湎于大范围的帝国扩张。官方教育管理机构开始要求学校在教学中要更多地强调不列颠与殖民地之间的更强有力的联系，加强和鼓励与帝国相关的公民知识的教育。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英国本土公民的爱国感，另一方面也可使殖民地民众能更好地认同帝国。《1878年教育法规》（Education Code of 1878）中这样表述：“要尽可能地鼓励历史和地理学科的教学，因为这些学科可以唤醒儿童对高贵的生活品质的崇敬。通过一些历史事件，也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并了解帝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熟悉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及其周围的特殊的地理特征，激发学生对殖民地及英王属地的兴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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