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评论（总第8卷）》：
其中，黄六鸿对禁歇的看法独树一帜。作为地方官员的他，与歇家店不存在任何互动关系，但因歇家侵蚀民财，致使乡民家破人亡的窘境发生，使其要求修建“便民房”以防歇家通过住宿手段而鱼肉百姓。其言：“便民房者，乃为讼事之人而设也。乡人讼事人城，必投歇家……凡乡人讼事至，无论原被，俱必寓此……乡人舍此，亦更无他驻足，且既为之居停，一切衙门料理，辄有纪纲之仆，至于求情嘱托，又皆主人居奇，以故乡人亦因有所凭依，而群然投止焉。其酒觳饭食，值贵数倍，自告状候准，以及投到听审、发落，动辄浃旬累月……及事完结算店帐，巳累至数十金，而他费不与焉……余甚悯之，欲亟驱禁之，因又思曰：‘禁之不如自绝之为愈乎！’乃于县侧捐俸买空地一区，起盖平房十间，编为十号，外蔽以垣，中开一门，榜其额曰：‘便民房’，使讼至男子居之。垣内左侧，另辟一巷，起盖平房五间，编为五号，与外墙稍隔一院而不相通，使讼至女子居之。其灶炕釜罂盂箸之类备具，居者唯携薪米而已。”这种做法是黄六鸿认为能够有效解决歇家包讼垄断的方式。在康熙四十二年靳树乔任湖北嘉鱼县令时，也曾提出类似要求讼者自行准备食宿，不得进入歇家住宿的主张。但这种通过设置公共设施以期禁革歇家的做法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那便是“讼师歇家”所能提供的资源远不只是住宿这么简单。回顾歇家在具体案例材料中所展示的功能，以联想到讼师歇家所具有的“无孔不入”的技能，试想歇家仅仅只是为当事人提供住宿的居所吗？倘若如此，当事人大可选择在酒肆、饭店、旅馆居住，但又为何偏偏选择歇家呢？因为在歇家这有那些希图争讼赢利之人所需的各种诉讼信息，有衙门中相关衙役、书差、经承办案进程的消息。而这些皆不是官府修建“便民房”所能给予的，这在前述“叶墉包讼”案中已然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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