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研究》：
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只有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它持有相对一致的态度时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和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新中国成立初，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农民、城乡劳苦大众以及小知识分子带着强烈的“翻身感”拥护共产党和拥护人民政府。这是我们实施有效管理的群众基础。但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旧社会遗留的各种积淀依然使相当部分的群众，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学者和专业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民族资本家等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政府的管理持观望、怀疑甚至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在领导艺术和管理方式方面十分注意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利用政治意识形态的管理功能，注意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来实现党的执政和政府管理。
首先是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它从学习社会发展史、了解猴子变人、了解唯物史观、树立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观点人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同意了斯大林的建议，由尤金来协助把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报告等编辑成选集出版。1950年12月和1952年4月，《人民日报》分别重新发表了毛泽东两本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1949年到1956年的7年间，我国正式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列宁全集》3卷、《列宁文集》（两卷集）、《列宁文选》（共7册）、《斯大林全集》13卷、《毛泽东选集》3卷。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并在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间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这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知识普及，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现实主义和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契合与相通之处。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迅速传播并加以运用和创新的前提条件，是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基因，也是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它成功地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
党中央和毛泽东除了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向京津两市的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报告，号召各高等学校教师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党在思想界和文化界领导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胜利保证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这种讨论后来发展成一种政治批判运动，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思想大批判运动模式的先河，具有一定的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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