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丛书：社会学的政治想象》：
在卢梭看来，之所以要制定契约，是自然状态维持不下去了。只有当自然状态不能维持时，社会才有存在的需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失衡呢？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得人和人之间需要帮助和结成群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理智和才能发展起来。原初状态被打破，人的心灵日益开放。就此，通往所有不平等的道路都被打开了。在不平等之下，人和人之间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权力关系由此产生，法律和政府被建立起来了，这样就导致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在卢梭那里，订立契约的主体是“孤立个体”，社会是经由社会契约的过程而形成的，没有这个过程、没有“孤立个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我们就始终处在自然状态。
卢梭对契约形成的解释并不能使涂尔干满意，涂尔干认为卢梭没有阐释清楚契约行为背后的社会条件；卢梭笔下的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神圣一刻”，具有十分神秘的性质，甚至是一种人为的虚构。卢梭将社会与个人人为地割裂开来，社会的确立成为一个神秘的过程。在涂尔干看来，契约是指：“所谓契约，唯独指那些个人之间通过自己的行动意志所达成的共识。”（涂尔干，2000：169）卢梭的“契约团结”理论是对历史的虚构，涂尔干再三强调的是，社会契约不是经由“孤立个体”之间的协商而达成的；相反，契约背后的精神根据是社会，个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如果没有社会的依据，则无法得到承认和实施，甚至根本就无法订立出来。这就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反复提到的“契约中，也并非一切都是契约的”这句话的含义。因此，社会存在于当事人双方的背后，只有它才能够为契约赢得尊重，契约本身无法为契约赢得尊重。“但是我们最好要记住，契约所具有的维系力量，倒是社会交给它的。假如社会并没有认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那么它就会变成只具有道德权威的纯粹许诺。所以一切契约都假定，社会存在于当事人双方的背后，社会不仅时时刻刻准备着介入这一事务，而且能够为契约本身赢得尊重。因此，社会也只能把这种强制力量诉诸具有社会价值的契约，即符合法律规定的契约。”（涂尔干，2000：76）这意味着，权利上的相互限定只能在理解和和睦的精神中才能得到实现。从孤立个体出发的社会契约论，无法证成社会契约得以尊重和实施的内在依据，在涂尔干看来，契约的内在根据来自于社会的意识和认同，契约和法律只是社会意识的表征形式。
涂尔干既反对卢梭所设想的社会基于契约而形成的构想，也反对斯宾塞所认为的，社会来源于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中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的理论。前者虚构了个体和社会，形成的团结与社会分工毫不相涉；后者则无法导致道德关系的形成，正如涂尔干所认为的那样，利益相互的接近，只是瞬间的事情，无法达成恒久性的关系。涂尔干要做的工作是，在看到契约关系发展的同时，更要意识到非契约性关系的发展。涂尔干通过对婚姻家庭法律的研究，来说明所谓的契约背后的社会性是指什么。涂尔干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契约关系发展的同时，非契约关系也在不断发展。例如婚姻和收养关系、家庭法规都更多地带有法律的性质，而非契约的性质。“总而言之，家庭义务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慢慢具有了一种公共性质。原则上讲，这些义务的来源非但不是契约；相反，契约的作用倒是在不断缩减。换言之，社会对这义务的干预和解除等控制手段在发生改变和不断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环节社会的作用在逐渐减小。”（涂尔干，2000：168-169）在契约背后存在着社会性支配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总而言之，仅仅有契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来源于社会的契约规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契约的作用不在于创立某些新的规范，而在于把预先规定的规范转变为各种特殊的情形；其次，契约没有，而且也不能有约束当事人双方的能力，除非某些特定的条件得到确定。”（涂尔干，20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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