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方向》：
在此期间，康有为也开始撰写《大同书》。他融合儒家大同学说和基督教平等观念，吸纳达尔文进化论与傅里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建设一个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其中对妇女解放、奴隶解放、取消国界、取消阶级、政府议会化的展望和构想，颇具想象力。不过对康有为等维新派来说，却找不到实现这些梦想的途径。毛泽东后来就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如何才能改变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呢？维新派认为仅仅“师夷长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需要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的全方位改革，特别是应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现君主立宪。这是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政体的一次勇敢尝试，也说明维新派对“改革”和“开放”的认识超过了洋务派。在改革问题上，他们认为“小变”“中变”都不能救国，必须实行“大变”，即彻底改革。在开放问题上，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且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主张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显示出更为开阔的思想眼界。
对于变法的迫切，康有为在一次演说中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不变法，必亡国！”严复也在《救亡决论》一文中指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第一次向国人提出“救亡”的口号。
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始。在103天的时间里，光绪发出了110多条诏令，涉及科举、工业、商业、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试图全面革新。其中，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销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保荐贤才；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许其自谋生计。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化教育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以上这一系列新举措，其出发点虽然是为了民族复兴，同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但却因触犯到封建守旧分子的既得利益，故而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与百般阻挠。加上维新派寄予厚望的光绪皇帝，手中并不掌握实权。最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宫廷政变，将光绪软禁在瀛台，并杀害了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等”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保留外，全部被废除，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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