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保护系统借以维护人的安全感、社会契约和社会凝聚力，这种需要促进了现代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观念与制度的形成。这些观念来自欧洲，并且率先在欧洲得到发展。“福利国家”意味着国家有计划地运用组织力量，建立一套社会保护机制以修正市场的力量。20世纪20年代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积极的、为公民福祉负责的国家观念和实践开始扩展。因其历史传统，也基于战后长时间的经济稳固发展，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社会支出显著增长，福利成为这些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议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福利国家“危机论”开始出现，并且成为福利研究挥之不去的话题。国际学界对福利国家的讨论，逐渐从福利的形成和扩充转移到危机、收缩和调适等研究议程上来。欧洲经济体在多大程度上面临着福利危机？危机源自何方？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危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是社会的？这种危机是来自国家过于慷慨的社会支付，抑或见诸那些令人不安的贫困、收入不均或者生活际遇不平等的社会排斥？显然，欧洲的社会保障计划所遭遇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人口结构的变化——简而言之，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这部分老龄人口的比重还在增大。而且，人均寿命的延长，以及生育率的低迷，只会让问题愈加严重。除了老龄化，福利国家的挑战还来自其他很多方面，包括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等等。而2008年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福利国家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然，欧洲各个福利国家承受的压力不尽相同，它们在政治上和财政上的应对能力也不同。从各个国家所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和反应（比如养老金计划、医疗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政策等）来看，总体上，和南欧国家相比，北欧国家在危机面前似乎更具保全和自我修复能力。
理解福利国家的根源、性质、变迁动力及其多面向的后果，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通过福利供给去干预市场和社会，这可以说是正义论、平等理论所处理的中心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及所谓的“生产—保护关联”一直也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所在，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变体”、非市场治理机制、“去商品化”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强调福利作为嵌入于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当代的经济社会学批判了经济成长和社会支出的对立思维，从而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资源。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福利供给可以视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适度的社会保护安排能够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契约关系，从而有助于强化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团结。
从比较视角观之，福利体制的区域性、差异性以及社会支出水平的国别差异十分鲜明，所谓福利发展的汇聚（convergence）或趋同态势是需存疑的。实际上，社会保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仅体现在社会支出的规模和种类以及相关的官方制度安排方面，也体现在社会中非官方保护体系的功能发挥上：在不同的社会保护体制中，国家力量、市场机制以及作为社会内生力量的家庭和社区，在抵御社会风险中的作用殊为不同。因此，作为一种广义的再分配机制或“非市场机制”，福利的规范、体制和实践有着十分复杂的表达形式和演进动力，这种多样性构成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传统关注重点之一。
毫无疑问，欧洲福利国家的危机和再适应，以及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过去十年间社会政策的结构变迁，共同提供了比较福利研究的新议程。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福利改革的辩论涉及危机和社会支出的相互演化；而针对东亚地区福利体制的发展，学者们已经使用了诸如“儒家福利国家”（Confucianwelfarestate）和“发展主义的福利”（developmentalwelfarestate）、“生产性的福利体制”等概念去理解其福利体制的性质。就中国的社会保护体制而言，它不仅和西方建基于公民权的社会福利有所不同，即便和所谓的东亚模式相比也有其特质。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政府建立了针对单位职工的福利体系和特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基于中央权威、集权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强有力地介入社会经济诸领域，形成了集体福利的社会保护框架，与此同时，基本的社会救助体系也得以建立。制度性的工作单位福利与政府补缺的、剩余型的社会救助体制双轨并行，城市的工作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构成了福利供给的基本单位，形成了鲜明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这种二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契合并反映了“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这一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结构下的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非契约性”的，国家承担着某种“父权主义”的保护责任。换言之，支撑这种体系的规范原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权观念，即以基本需要为基础，体现普及性和“去商品化”等原则。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保护体制进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去集体化”的结构调适时期。在某个转型阶段，中国似乎步东亚发展主义国家之后尘，在致力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意无意地“牺牲”了社会福利。当然，针对社会经济转型所展现出来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脆弱性，政府也推出了社区福利、福利社会化等应对措施。1993年，上海率先探索和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社会政策关键领域中的这项改革迅速扩散，1998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也得以建成，帮助避免了在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的严峻情况下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的问题。尽管如此，不管就服务对象还是就服务领域而言，社会保护体制都出现了大量的真空、落差和薄弱点。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福利供给的社会基础设施趋于解体，却尚未形成替代性的体制和机制，福利的短缺给社会政治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脆弱性。中国在90年代的经验正体现出转型体制的典型福利困境：为了经济增长和保护经济竞争性而无力顾及社会保护，从而损害社会稳定。
如何在适度增加福利供给的同时避免福利依赖，从而避免损害经济的竞争优势？福利如何可能帮助降低社会冲突的风险并巩固政治上的合法性？福利制度安排如何可能增进社会团结和民间志愿组织的活力？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保护体系构建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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