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00年2月，李银河（2002a）编译的《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由时事出版社出版，标志了酷儿理论正式被引入到中国大陆。按照她的介绍，酷儿理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从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政治和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性理论。李银河随后又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对酷儿理论的理论观点做了进一步的梳理：第一、酷儿理论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 向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异性恋制度挑战。第二、酷儿理论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 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 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两分思维方法。第三、酷儿理论还向传统的同性恋文化挑战，它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 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同性恋正统观念。李银河认为酷儿酷儿理论是一种具有强大革命性的理论, 通过向所有的传统价值挑战，它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格局, 创造人类新的生活方式（李银河，2002b）。
谈到酷儿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兴起，并非夸大其词，一方面，酷儿理论家和研究者在精英大学占据重要的教职，是公共生活中令人瞩目的学术明星；另一方面，受到酷儿理论影响和启发的学术著作大量出版，不少顶尖学术出版机构都有以酷儿冠名的系列丛书，不断推出新的作品。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西方大学选修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课程，不接触到酷儿理论家的著作以及其它相关研究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少。相比酷儿理论和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风生水起，过去十余年间，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仍然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杨洁，2007）。虽然重要的酷儿理论家比如朱迪斯.巴特勒和伊芙.塞吉威克的著作被陆续翻译出版，但相关研究寥寥无几，而且集中在电影和文学等少数领域；立足中国现实语境，将酷儿理论进行本土化运用的尝试更是少见。
反思这种局面的出现，笔者认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李银河在将酷儿理论引介到中国的时候，将其定位为一种性别研究的理论，甚至只是性的理论，从而限制了其发挥应有的学术批判和干预的潜力。尽管酷儿理论的来源是西方国家的同性恋政治和理论，但这一理论的焦点已经从过去专注于同性恋主体的压迫和解放，转向对制度性实践和话语的分析，关注这些话语是如何生产关于性的知识，使其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身体、欲望、行动、身份、社会关系、知识、文化和社会制度是如何被性化——异性恋化或者同性恋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文.塞德曼认为酷儿理论具有从同性恋理论变成一般性社会理论的雄心和潜力，能够用于分析社会运行的机制（Seidman 1997)。换句话说，酷儿研究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研究同性恋社群等性少数群体，需要突破作为少数群体话语的限制，着眼于对整个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揭示和干预。从认识论的角度，就是通过将主流“酷儿化”（queering the mainstream），从而获得对于特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新的认识。
上述酷儿理论观点即便不是李银河所说的“革命性的”，无疑也是富于见地的。无论是在国外，还是从中国，社会学都是最早对同性恋现象进行关注和研究的学科之一。然而，随着同性恋研究在198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制度化程度的提升，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领域也从社会学转到了文学和其它人文学科。同性恋研究在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内出现整体边缘化（ghetonization）的趋势。当代同性恋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英国社会学家肯. 普拉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除了酷儿理论作为新的研究范式的兴起，对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取向构成了冲击，社会学学科内部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同性恋研究被社会学的学术共同体边缘化，比如社会运动是社会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却有意忽视来自同性恋研究的贡献；其次，建构主义立场和范式在社会学内部的普遍确立，与同性恋社群为争取平等权益而极力主张的“同性恋天生”的策略性论调存在难以调和的张力；最后，同性恋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中产阶级和白人中心的倾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为了改变同性恋研究在社会学中整体边缘化的现状，普拉默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径就是和酷儿理论的结合，引入酷儿视角，超越单纯对于同性恋问题的关注，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一些核心文化和基本社会制度（Plummer 1998）。这样的一个研究取向，除了影响到传统的社会学领域，也推动在文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法学、教育学甚至经济学等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同性恋研究在中国的社会学界的地位是更加边缘。虽然李银河（1998）的奠基性研究虽然提升了同性恋问题在学术话语中的地位，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公共话语，但无力改变同性恋研究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长期边缘化的位置。这一方面有整体社会文化氛围的因素（虽然这一情况近年来已经得到了明显改观），另一方面则和同性恋研究通常关注的问题也不无关系，往往局限在性别身份认同、性活动和艾滋病等少数议题上。由于存在将“酷儿”等同于同性恋的普遍误解，同性恋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边缘地位，也不可避免地使酷儿研究受到殃及。为了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需要转变把酷儿理论单纯视为一种性别理论的认识，发掘其作为一般性社会理论的潜力；然后，改变目前酷儿研究过分偏重文本研究的倾向，突破学科界限，加强经验层面的研究。与大陆相比，港台在酷儿研究的领域甚为兴盛，特别是台湾。不仅很多大学都开设有酷儿理论相关课程或专题讲座。教师在向学生讲授这一理论思潮的缘起、形成和发展状况的同时,鼓励学生结合本地实情，分别从诸如电影、文学、社会运动或伦理学、宗教学、文化研究、表演艺术等与课程相关的不同视角撰写论文及进行口头评述,用以增进学生对酷儿理论的认知和促成他们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吸收（杨洁，2007）。笔者认为，酷儿理论及研究在台湾的兴盛，尽管和师资背景以及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不无关系，但这一理论对于社会变迁的推动潜力，仍然可见一斑。
酷儿研究和同性恋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共同面临着边缘化的处境。酷儿研究尽管有着丰富和前沿的理论资源，但经验层面的尝试明显缺乏。同性恋研究在身份认同、亚文化特征和与艾滋病相关等经验层面大有进展，但多数局限在同性恋本身，也缺乏理论拓展的雄心。两者的结合是改变现状的一个有效路径。同性恋研究与酷儿视角的互动，传统的一个研究进路是对同性恋研究的研究问题、对象和范畴进行反思，突出同性恋群体内部的差异，对性、性别和性取向等核心概念及其关系进行解构。这一尝试需要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引入历史的维度，学者也已经开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借力于酷儿理论，改变同性恋研究边缘化的现状，笔者认为另外一个更为有效的尝试就是突破将同性恋研究视为“少数人”研究的学术定位，将同性恋研究的视角和立场大胆地向所谓的主流研究进行拓展，也就是将主流“酷儿化”。
那么，如何才能将主流“酷儿化”呢？首先，在认识论层面，要挑战和颠覆正常与非正常，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界限，以一种全新的角度理解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其次，在学科的层面，将酷儿的视角引入到那些传统上很少或者根本不会关注同性恋现象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比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和人文地理学，从而把这些学科给“酷儿化”。最后，在具体研究问题的层面，针对时下最为主流的研究话题，比如城市更新、央视春晚、青少年亚文化、社会运动、性别比失调、社会老龄化等，与同性恋研究的理论和视角之间寻找连接点，从而把这些主流的研究问题给“酷儿化”。笔者相信，进行这样的尝试不仅在学术探索上是有益的，可以丰富和提升我们对于特定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在研究政治上也是有益的，可以扭转同性恋研究相对边缘及其反映出的同性恋社群可见度不足的局面。正是在这样一个研究纲领的启发和激励之下，笔者确定了本书的整体思路和篇章内容。
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卡斯特区分了不同的认同的类型。抗拒性认同是“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者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规划性认同是“当社会行动者基于哪一种他们能获得的文化材料，建议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藉此而群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Castells 2010:8）卡斯特提出的概念，可以非常典型地运用于西方同性恋认同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基于一个长期遭受污名和贬损的认同，早期同性恋社区/共同体的形成，是抗拒性认同的结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通过和女权主义结盟，挑战父权制和父权家庭，再到90年代酷儿理论的横空出世，开始全面挑战各个社会长期依赖的制度性结构。这一过程就是同性恋者集体认同从抗拒性认同向规划性认同转化的过程，目标也从起初的争取平等权利到谋求文化层面的社会转型。
笔者在200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魏伟，2012）聚焦中国大陆本土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建构，揭示了一个基于身份认同的社群逐渐形成及其社会动员的过程。中国同志社群在这之后，发展更为迅速，新的社交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粉红”经济以及中国社会的进一步个体化成为这种发展背后重要的推动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同性恋的身份认同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尽管这一过程还任重道远，笔者认为中国的同性恋认同也开始实现从抗拒性认同向规划性认同的转变。本书中所记录的性别多元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同侧面的体现，反映了新的同志身份认同作为一种力量，推动着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深刻转型。
本书的副标题是“城市空间、流行文化和社会政策”，篇章布局也基本按照这一顺序展开。不同的章节之间，围绕同性恋视角这一中心线索，彼此也多有呼应，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丰富而动态的性别多元的社会图景。
第一章以空间-文化为主线，探讨了中国语境下同性恋和城市空间两者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本章首先在关于中国同性恋的研究中，引入城市这一关键维度，呈现了城市同性恋公共空间从传统性空间，向商业性空间，再向政治性空间的演变。然后，讨论了中国20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对于同性恋社群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这一过程与西方经验既存共通之处，更不乏中国社会的本土特点。城市中同性恋公共空间在的生产，不仅中国和西方可以进行有趣的比较，即便在不同的中国城市之间也不乏差异，打上了本地文化的深刻烙印。本章最后批判性反思了西方处于主导地位的“同性恋聚居区”模式，尝试提出在中国语境下同性恋公共空间的生产的可能路径。
进一步聚焦城市与同性恋的主题，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组织和控制城市空间与同性恋欲望和权利表达之间的张力，尤其关注新自由主义城市更新运动和同性恋社群之间复杂的互动的关系。回到中国大陆具体的社会语境，本章重点以2009年中国主要城市中同志社群引发媒体关注的事件为例，展现了这个群体争取公共空间，改变城市社会景观的努力。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同性恋社群不断提升的社会可见度和日益扩展的公共空间，反映了中国城市和社会发生的积极变化。
街头行为艺术是近年来同志群体争取公共空间，引发社会对同志议题关注的策略手法之一。第三章中考察了街头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新的抗争行动手法在当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本章首先对这一领域的理论视角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然后简要呈现街头行为艺术在中国大陆抗争政治景观中的兴起。主体部分围绕这一抗争行动手法的三个关键词——街头、行为和艺术，结合倡导性别平权街头行动的实证数据，详细阐述了各自对于抗争行动的意义及其对实施效果的影响。最后提出从政策改变，参与动员和文化变迁三个层面，评估运用街头行为艺术进行诉求表达和政策倡导的成效。
通过对过去30年同性恋题材的华语电影的发展的梳理，第四章将热门影片《非诚勿扰》关于同性恋的再现纳入一个不断变迁，映照社会政治和反思文化传统的话语体系之中。文章对这部影片相关剧情展开的细致的文本分析，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同性恋再现的公共性是如何在审查权威的监控下得以实现的。结合影片上映后引发的各方争论，尤其是来自同性恋社区和运动积极分子的反应，文章还讨论了同性恋电影对于当代中国同性恋社群争取公共空间，提升社会可见度，并最终实现平等权利的意义
第五章对201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性别多元现象进行酷儿阅读，探究了这一现象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即国家话语与市场和消费主义话语间的张力形塑了春晚“亚文本”式的性别多元再现。这一背景下网友的主动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想象性地颠覆了春晚的异性恋正统主义。文章同时认为由消费主义策动的社会可见度，也可能进一步强化异性恋霸权，并造成同志群体内部的区隔。
“搞基”源于粤语中对男同性恋者的贬抑性说法，近年在中国城市青少年中流行，常见用于描述作为异性恋者的男性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引入同性社交欲望、恐同主义和男性特质的建构等理论视角，将“搞基”话语与当代男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联系起来。运用青少年日常生活情境中使用“搞基”话语的经验数据，本章呈现了“搞基”话语发生语义变迁的脉络，并与英语国家类似现象进行比较，揭示了“搞基”话语在性别关系变迁背景之下对异性恋男性特质的形塑。
传统上认为家庭是中国同性恋人群最为主要的压迫来源。然而，同性恋者的原生家庭近年来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积极地参与到为整个同性恋社群争取平等权利的公益行动之中，成为近年来中国同志运动中最为活跃和最具可见度的力量。基于对中国最具影响的同性恋公益组织——中国同性恋亲友会的观察和研究，第七章将这种转变的实现归因于当代中国家庭发生急剧变迁，并与一些中国家庭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挑战，诸如性别关系、亲子互动、社会老龄化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同性恋运动策略，亲友会的成功与“家”的概念和意识在中国社会中无可争议的合法性不无关系。通过合理合情的策略运用，能够为同志运动争取积极的社会支持。
李银河的同性婚姻提案尝试将性少数人群的权利议题带入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领域。基于对上海中产阶级男同志的访谈调查，第八章讨论了深度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对中国同志社群的影响，导致社群内部对于同性婚姻存在不同的声音。对于同志伴侣关系的认可，多数受访者认为推动文化变迁，比进行法律创建更为根本。研究认为在中国推动同性婚姻立法，象征意义多于现实意义，更加有效的途径在于推动性别多元意识的发展，拓展同志生存的文化空间。
性别失衡是中国当前人口结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治理面临理念拓展和视角更新的挑战。围绕多元视角下的性、社会性别与性别失衡的关系，第九章对主流性别失衡研究在性别和性问题上的基本预设进行了批判性剖析。重点以主流性别失衡研究关于大龄未婚男性发生同性性行为的相关实证研究为例，讨论了这种基本预设存在的认识盲。联系当代中国多元性存在发展的客观现实，将上述研究发现置于这一背景之下进行重新审视，形成新的解读和认识。文章最后讨论了多元性存在视角的引入，对于性别失衡的后续研究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能够带来怎样的启示。
关于同性恋人群的研究一直以来以质性研究为主。随着对同性恋权益的逐步承认，西方国家开始收集同性恋人群的社会人口数据，使得基于随机和大规模样本的量性研究成为可能，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围绕社会对同性恋者形成的刻板印象，第十章根据西方近年来的人口调查和研究发现，对这些社会刻板印象逐一进行了回应和修正，以期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一社会群体。文章最后讨论了国家收集和发布同性恋人群的社会人口数据，开展相关研究具有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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