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的媒体话语与中美国家身份》：
准确地理解，某种客体被安全化的过程是主体隐藏客体其他特征的同时，侧重客体的某些“威胁特质”并予以激活和放大。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提出的“虚拟环境”概念可以解释，即便对那批活跃于政治领域的受众而言，他们主观世界中的“安全世界”也是二手的。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亲身经历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即便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也不一定能现场经历，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去认知。新闻机构提供给人们的便是一种“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人类行为是对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不是与客观环境发生真实的互动。“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也不是信息的胡编乱造，更不是虚无事件的堆砌，而是传播媒介通过象征性实践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构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人们通常意识不到信息的选择、加工和重构的活动，但是这种呈现实实在在是人类自身所为。因此，新闻报道中的战争、传染病或者火灾并不必须是每一件事件的本身面貌。官方、专家们、受害者们对他们经历的或观察的战争、传染病、火灾进行描述。新闻报道是在这些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谨慎地、专业地信息加工和重构后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讲，和受传者们一样，作为信息选择、加工、重构活动的从事者，记者们也是与“拟态环境”发生互动的，从“拟态环境”呈现的世界中形成自身的认知。美国对伊朗客机的破坏在美国媒体中也许被呈现为军事行动中因技术失误或技术失败酿成的悲剧，而苏联对韩国客机的破坏也许被美国媒体描述成为苏联道德沦丧的一种体现，更可能被呈现为一件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甚至国际安全的事件。可见，人们对“安全”的感知和认知亦是一种社会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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