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比周围人更勤奋，却一直处在抑郁之中；父母像小孩一样被白人训斥；为无法说地道的英语而感到羞耻；书写被白人的想象力塑造，刻意避免让自己的写作打上种族化的标签……韩裔美籍作家凯茜·帕克·洪从小事件切入，深入剖析了亚裔美国人日常感受到的一系列情感，如羞耻、偏执、忧郁、自我怀疑等等，称它们为“少数派的感受”（minor feelings）。这些感受折射出亚裔美国人生存现状、模范少数族裔神话、个人政治身份困境和种族意识等重要问题。

从个体经验出发，作者还将笔触拓展至美国历史和文化深处，剖析社会新闻、大众文化、历史事件中的种族症结，透视塞林格、王鸥行、裘帕·拉希莉、韦斯·安德森等创作者，对美国当代文学和艺术作品做出了辛辣的评论。在《一位艺术家的肖像》中，洪还以女性视角反思韩裔女作家车学敬在1980年代遭到奸杀案件，审视了亚裔女性的生存状况。

文学本应弥合文化隔阂，但当我理解了出版业的不平等，这个公理就失效了。出版社将民族故事视为“单一叙事”，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对其如此定义：“创造一个单一的叙事，把一个民族表现为一件事，只是一件事，一遍又一遍，于是这个民族的人就变成了这一件事。”就像作家马修·萨莱斯（Matthew Salesses）2015 年发表在《文学枢纽》上的一篇文章所阐述的那样，文学出版业用两种方式建立单一的叙事：（1）出版社有一个配额，只允许他们出版一位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2）即使有多位华裔作家，他们也必须复制同一个经过市场检验的关于华裔美国人经历的故事。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些情况都在改变。诗歌正在经历一场复兴，其中许多最令人激动，也是最值得赞美的诗人都是有色人种。小说也在发生着这种变化，但我更加怀疑小说这个文体，因为小说界内依然有86%的白人作家，而小说更容易受到市场变幻莫测的口味的影响。正如诗人普拉吉塔·夏尔马所说，就像他们对悲伤所做的那样，美国人也会给种族加上一个有效期。到了某个时候，他们就希望你能克服它。然而，纵使我对此充满怀疑，我也希望我们能抓住这次机会，彻底改变美国文学。那些陈旧的种族叙事使我们的身份自动化，让我们的生活合乎白人观众的口味，但脱离了我们自己生活的现实，我们要彻底改变这些叙事，停止用别人给我们的字母表来拼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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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里，直到最近，裘帕·拉希莉的故事都是族裔小说的模板，维护着把亚裔美国移民当作顺从的奋斗者的幻想。我认为拉希莉讲故事引人入胜，错不在她本人，而在于出版业把她的书定位成移民生活的“单一故事”。拉希莉运用恰到好处的、令人宽慰的族裔道具，来满足白人读者对文化差异的品位，她的行文平淡而克制，笔下的人物从不思考或感受，只是在做事：“我……开了一个银行账户，租了一个邮局信箱，在沃尔沃斯超市买了一个塑料碗和一把勺子。”她对自己的角色轻描淡写，避免任何内在的东西。就像简·胡（Jane Hu）在《纽约客》写的那样，这已经成为一种相当典型的，向读者表明亚洲性（实际上，更多的是东亚性，而不是南亚性）的文学情感。

在拉希莉的小说《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TheThird and Final Continent）里，主人公从加尔各答移民到波士顿，和一位白人房东老太太住在一起。房东老太太对他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就像把他当作一个小男孩。他没有被她那古板的种族歧视所困扰，慢慢喜欢上了老太太，俩人最后达成了某种不言自明的文化理解。后来，他的妻子也来到波士顿，他们令人惊叹地轻易融入了当地生活——“我们现在是美国公民了”——并且他们的儿子长大后上了哈佛大学。

拉希莉的大部分小说都遵守艺术硕士的正统做法，即“要展示，而不是讲述”，这让读者可以走进角色的痛苦，而不用像苏珊·桑塔格写的那样，把他们自己的特权和角色的苦难“放在同一张地图上”。由于角色的内心想法被清空，读者可以进入角色意识的驾驶舱后面，以观影的方式看到角色所见，而不用被没完没了的主观评论所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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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文学项目向来都是一个人道主义项目，其中非白人作家必须证明他们是能感到痛苦的人类。是否会有这样一个未来：我，在书页上，只是我，在书页上，而不是作为整个种族的代理，来恳求你相信，我们是能感到痛苦的人类？不是我思考，所以我存在——我痛苦，所以我存在。因此，我的书是以痛苦的等级来评分的。如果是二级，也许我的故事就不值得讲述。如果是十级，也许我的书会成为畅销书。

当然，有色人种作家必须讲述他们的种族创伤故事，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故事一直被白人的想象力所塑造。出版商期待作者把他们的创伤个人化：人物在得到关于自我肯定的启示前，都会遭受一场异乎寻常的家族或历史的悲剧的考验。在很多亚裔美国人的小说里，作者把角色创伤的背景设定在他们遥远的祖国或一个封闭的亚洲家庭，确保他们的痛苦不是在责难美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或美国内部的种族主义；引起他们痛苦的外围力量——亚洲父权制下的父亲，那个时代的白人——足够遥远，所以包括读者在内的每个人都摆脱了干系。

在职业生涯开始之时，诗人和小说家王鸥行（Ocean Vuong）是人类韧性的活生生的象征。评论家们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背诵他的生平：王出生于越南一个稻农家庭，越战后作为难民移民到康涅狄格州；他的母亲给他改名为Ocean，想让他在美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王直到11岁才识字，这让他后来成为一位天才和获奖诗人这件事显得更加神奇。

我非常喜欢他的第一本诗集《带着出口之伤的夜空》（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并在我的诗歌工作坊讲授这本书。诗集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他的同性欲望如何根植于他儿时承受的父权暴力。在一首有关说话人父亲的诗里，王写道：

……没有用。我把他

翻过来。面对它。大教堂

在他海洋般黑色的眼睛里。这张脸

不是我的——但是我会戴上它

亲吻我所有的爱人晚安。

在父亲毫无生气的眼睛里，说话人看到了殖民主义和战争的父系废墟。说话人对他的父亲以及国家过去的暴力形成了一种色情的认同，并试图一次又一次通过和陌生人野蛮的性接触来恢复这种认同。

关于他最新的小说《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公众对他身份的交叉复杂性很敏感，这显示出变化的迹象。但即使在较近的2016 年，很多媒体依然忽略王的同性恋身份，因为这不符合他们对悲惨的越南移民的印象。在多次采访中，王被要求复述他作为难民穷困而破碎的经历以及他在诗歌中找到的救赎。他安抚公众，他不仅歌颂而且熬过了他那苦痛的剧本，因此他的诗歌和传记已经逐渐被焊接成一个单一的关于个人胜利的美国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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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赖尔身上，我看到他在疏导我称之为“少数派的感受”的一系列种族化的感受：它们是消极的、烦躁的，因此不适合被呈现；它们来自日常种族经验的沉积，以及对现实的感知不断遭到质疑或摒弃的刺激。比如，听到一句轻视的话，知道它是种族性的，却被告知：噢，那不过是你想象出来的。这时少数派的感受就会涌现出来。克劳迪娅·兰金的《公民》（Citizen）现已成为探讨少数派的感受的经典之作。在听到一句种族歧视的评论后，说话人问她自己：“你说了什么？”她看到她所看到的，听到她所听到的，但在她的现实遭到如此多次的贬低后，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官。这种对感官的损毁引起了偏执、羞耻、恼怒和忧郁等少数派的感受。

在当代美国文学里，少数派的感受不常出现，因为它们不符合强调生存和自主的原型叙事。和成长小说的组织原则不同，少数派的感受不是产生于重大的改变，而是来自改变的匮乏，尤其是种族结构性和经济上的改变。表达少数派的感受的文学作品不是把种族创伤作为个人成长的戏剧舞台，而是探讨了种族资本主义制度使个人滞留在原处造成的创伤。它是“作为黑人”打网球，“作为黑人”去吃饭。它是一场又一场听证会后依然听到同样的判决。在每一次书籍加印时，兰金都会在书末那已经很长的名单上再加上一个被警察杀害的黑人公民的名字。这个举动既是在纪念逝者，也是认识到了改变还发生得不够快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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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派的感受”这个概念深深得益于理论家倪茜安（Sianne Ngai），她写过很多关于“丑陋感受”的感受特质的文章, 这些负面情绪，比如嫉妒、恼怒和厌倦，是当今晚期资本主义零工经济的症状。就像丑陋感受一样，少数派的感受是“非宣泄性的感受”，具有“强大的持续能力”。

当美国式的乐观主义被强加于你，和你自身经历的种族化现实相冲突，你进入一种认知失调的状态，少数派的感受就会产生。别人告诉你，“情况已经好很多了”，而你觉得，什么都还是一样。别人告诉你，“亚裔美国人是如此成功”，而你觉得自己很失败。这种乐观主义建立起错误的期待，增加了焦虑的情绪。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作为一个精英管理社会，其意识形态会在低收入的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六年级学生中催生更多的自我怀疑和行为问题，就像一位老师所说：“他们在自己无法控制的问题上指责自己。”

当我们决定做一个难应付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决定对自己诚实，我们就会被指责为怀着少数派的感受。当少数派的感受终于表露出来，它们就被解读为敌意、忘恩负义、嫉妒、抑郁和好斗，这些感受被归因于种族化行为，而白人认为它们是过分的。我们的感受成了过度反应，因为我们关于结构性不平等的生活经验和他们误解的现实不相称。

团结起来

单口喜剧

白人天真的终结

糟糕的英语

一次教育

一位艺术家的肖像

负债之人

致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