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丛书：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1972～2012）》：
绪论
一 选题缘起
中国和日本具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经常被形容为“一衣带水”。但是，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积怨和基于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博弈，两国关系经常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之中。从1972年中日复交至2012年，两国关系从冷战对峙状态逐步走向缓和，其间既曾留下“蜜月时代”的美好回忆，也出现了诸多摩擦和矛盾。自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以来，中日关系又呈现一种紧张状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双方崇尚“友好”，密切加强合作；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从以往单纯倡导友好的“理想主义”，逐步向更为注重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转变。冷战后日本的外交与战略思想也从“自由和平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外交理念的形成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与决策者的认知及观念息息相关，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参与决策的并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决策人”。政治心理学奠基人斯布罗特夫妇认为，“一个人的价值观与其他心理倾向共同指导着他有选择性地看待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他所选择的周围环境”。一切外在因素，包括国际格局、国家利益等，只有通过决策者才能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无疑深受国际格局的转换、中国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中日两国国家实力消长等因素的影响。
有关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专题性研究，在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中日复交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其对日本对华决策有何影响，日本人的中国观，尤其是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等，这些课题亟须做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考察。以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作为研究对象，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从学术角度而言，系统考察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变迁，有助于深化日本对华决策机制的研究。如果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做一比较，我们可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具体而言，冷战后期，在日本政治家的国际战略视野中，中国在中美日联手对抗苏联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考量，中国又是日本为确保亚太地区稳定，诱导其融入民主体制所应竭力争取的对象；从双方继承的历史遗产来看，中国放弃巨额的战争赔偿，日本作为加害者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债，因此对中国提供援助和加强合作对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系列促动中日关系友好的因素逐渐淡出历史视野。随着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以往中美日联手对抗苏联的架构消失；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日本则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的痛苦磨砺，两国“此消彼长”的态势逐渐引起日本人的嫉妒和疑忌，中国也随之取代苏联成为日美同盟的主要假想敌之一，中日两国在友好时代所隐含的一系列矛盾和摩擦随着交往的不断加深，逐步凸显出来。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从原来的“友好伙伴”渐次演化为值得警惕和关注的“竞争对手”。显而易见，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巨大转变，其时间断限大体上以冷战终结为分野，如果不对冷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做出历时性的勾勒和描述，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对华政策缘何在90年代发生诸多变化，也就无法有效解释日本的对华政策为何与以往相比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矛盾性。
“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在中日复交后的不同时期，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态度和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走向。因此，对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领导人和群体的中国观进行学理性的探讨和挖掘，不仅可以厘清不同时期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缘何发生转变，还可以加深对同一时期处于不同立场的人士在涉及中国问题上所持立场的认识。系统分析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变迁，有助于深入了解日本政府对华决策背后的观念动因，加深对日本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政治文化和认知因素对外交政策影响的理解。从政策层面上讲，日本国内政治的特点决定了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是对华政策制定中的关键变量，必然会影响或限制日本的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角色的定位会对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起到促动或制约作用，而理想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应该建立在相对客观而准确的中国观基础之上，这是确保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二，从文化层面而言，对于中国这一地理距离“近”、心理距离“远”的国度和人民，日本人的观念和意识中究竟存在着什么看法？有什么概念？有什么印象？如果他们必须对此做出回答的话，那么他们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得出了一些什么结论？在这些年的快速变化和诸多冲突中，已经产生了哪些新印象或改变了哪些印象？具体地将这些问题搞清楚、弄明白绝不是件轻松的工作，但是对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增强制定对日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却又是无法绕开的重要课题。“对国外中国观的研究，从深层的意义上来看，还是文化。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她的传播、演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中有什么机制和规律？东西文化怎样互相碰撞、吸引？怎样互相评说、估量？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地位如何？作用如何？怎样与世界各类文化相互作用，并在这种交互作用下建构自身？这些文化研究中的重大课题，都可以在国外中国观的考查和研究中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如何运用历史学、政治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此展开专题性研究，对其进行文化意义上的阐释和解读，无疑具有较强的文化层面的学理意义。
第三，从思维认知角度而言，进行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研究，有助于解析日本对华政策在冷战前后体现出的“延续性”和“权变性”特征，进而有效把握其对华政策制定中“变”与“不变”的因素。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变量主要与国际环境、中国的实力变化、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日本政治家的政治理念以及中日两国在身份认定上的建构与互动等密切相关，通过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深入解析，可以发现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和决策与中国的国势消长具有互动重构的特点，这为研判和预测未来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走向和趋势提供了较为客观的决策依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作如此分析：“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恩格斯的这段话论述了某个国家的群众和领袖人物的思想动机对于把握这一国家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规律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对于人们头脑中反应和形成的对象客体如何认知？如何转化为行动？其间受何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可见，对人的思想认知和思想动机进行深入研究显得至关重要。
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包括政治家的人生阅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外在条件等，因此其中国观既有对中国现实情况的如实反映，也受主客观条件的约束和制约，存在着“误读”和“误判”。多年前，芝加哥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汉斯·J.摩根索在一次演讲中讲道：“好的外交政策通常是好的常识，好的常识通常能制定好的外交政策。”决策者对认知客体的审视和观察往往与客体本身的实际情形存有距离和差距，正如博丁指出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通过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研究，力图求证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决策者的观念因素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旨在阐释其与认知客体——“中国”存在何种差距，目的是“主要考察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与实际的中国的错位，想通过分析这种错位，使日本与中国之间构筑起正确的关系”。
正如黄遵宪、戴季陶在中国的知音寥寥，胜海舟、竹内实在日本也属于少数派一样，两国之间彼此错看和误读的痼疾已有上千年历史，想要“治愈”原非易事。所以，在两国各自的对外关系中，尽管长年倡导“睦邻友好”，中日关系或日中关系却向来都可谓最复杂、最棘手、最微妙。二战结束后，两国各自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又因政治道路的歧异和两极格局的存在，给清楚认知对方带来了新的困难。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蜜月时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跌入“低谷”，与之相伴的是两国国民彼此观感的负面印象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长期持续，除因冷战结束而导致的国际秩序的变迁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缺乏正确而客观的认知。一旦交往骤然频密、距离迅速拉近，种种不如所愿的不满、失望、误解旋即应运而生，最终由云里雾里的“相亲”一步步走向了眼睁睁的“相厌”。如何摆脱双方认知上的“困境”，既需“知己”，更要“知彼”。对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进行系统梳理，目的无非是厘清“彼方”对“己方”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影响决策的，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寻求消除无端猜疑和“误读”、加深双方理解和信任的有效途径。
第四，从现实层面而言，深入分析中国崛起在影响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为中国制定行之有效的对日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进行的核试验、中国崛起及台湾问题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给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探询藏在其后的深层动因，采取相应对策，促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这是由日本既为经济大国，又系中国近邻，中日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等现实因素决定的。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是世界面临的最富历史意义和极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之一。“政治家是国家权力运作和政策决定过程中的主体之一，其个人的文化构成和历史认知必然会渗透在其政策决定过程中的思想、理念、政治倾向、价值判断以及利益选择上。国家利益的认知和判断是由政治家个人作出的，任何国家的政策行为实际上都难免带有决策者个人政治文化和思想倾向的印记，并通过政策的实施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就日本而言，日本政界人士确立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华认知，对于能否制定合理有效的对华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崛起，以及该对此做出何种反应？是把中国看作一个潜在或现实的威胁，还是视为可以合作的伙伴？对中国的不同定位事关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就中国而言，我们不但要掌握和了解日本政界人士如何对中国进行定位，更应该影响和改变中国在日本政界人士心目中的消极认知与负面印象。“中国威胁论”大多是建立在一部分日本政治家视中国为敌人或对手的错误认知与战略误判基础之上的。如何化解“中国威胁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减少这些不利因素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阻碍，亟须认真研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各界萌生蔓延的生成机理，从而制定中国的因应之策。事实上，研究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在对华决策中所起的制约或促进作用，能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日本对华决策背后的心理机制、文化基础及价值观念等。
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方面的意义，本书主要依据日本政府公布的官方文件及档案材料、官员发言、国会答辩记录，日本政治家和官僚的回忆录和著述，中外学界的有关论著，大众传媒的报道和评介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借鉴国际政治中的建构主义和政治心理学理论，系统考察和分析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作用；通过整合既有的学术和研究资源，在宏观考察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变迁的同时，对具有代表性政治家的中国观进行微观解读，并对一部分对中日关系具有影响力的群体进行中观考察，着力挖掘不同类型政治家的中国观在对华决策上呈现的不同特点，深入剖析思想认知与行动抉择之间互动关系形成的内在机理，以期阐释日本对华决策背后的政治文化及观念因素与对华决策之间的“力学”关系，旨在描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在40年间变迁的总体图景，力图对深化中日关系的研究有所助益。
二 研究现状
针对中日复交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尤其是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等课题，日本学界鲜有颇具针对性的专题研究，但在诸如日中政治外交史、日中关系史及日本外交等相关论著中，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有关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内容。中国学界则侧重围绕日本对华决策机制及中日关系等课题展开研究，对日本政界人士的思想认知如何影响对华决策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有待于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
（一）日本学界研究现状
日本学界专门研究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学术论著较少见到，但一些综合性学术著作及政界要人回忆录和著述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朝日新闻》是一部与本书研究对象较为接近的论著。该书是作者在1995年出版的《战后保守势力的亚洲观》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原书在详尽地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精辟地阐述了战后日本保守政党领导人对亚洲的认识及其处理日本与亚洲关系的经过。新著比原来增加了近十几年来的最新资料，而且从政治思潮变迁、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对日本政坛主流派的亚洲政策做了全新阐释。该书勾画了战后日本政治家秉持的保守本流中国观的演变轨迹，揭示了日本保守政治家在面对亚洲邻国问题上遭遇的两难之境：既想通过清算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寻求与亚洲邻国的和解，又想利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力量凝聚民心和实现大国夙愿，这种矛盾心理鲜明地体现在小泉内阁上台后的对华政策上。该书提出的战后保守本流的中国观和“翌年法则”等规律，对于研究和理解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但由于该书的视角涉及亚洲全域，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论述仅占一部分，因此对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这一重要课题而言，尚有深化和拓展的余地。
马场公彦的《现代日本人的中国像》依托日本综合杂志刊载的相关论文素材，勾画了自中日复交直到天皇访华20年间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迁图景。永野信利的《天皇与邓小平的握手》是作者作为一线外交记者长年跟踪采访中日关系以及日本政界动向后汇总形成的学术成果。该书揭示了日本和中国之间在有关中日复交、围绕反霸条款和第三国条款等问题上交涉的内幕，集中反映了当时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及相关的决策过程。尽管该书的立论角度侧重于日中外交史，但仍有诸多值得借鉴之点。NHK采访组撰写的《周恩来的决断》一书通过对中日复交期间亲历者的采访，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复交内幕，对理解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识提供了大量颇有价值的素材。横山宏章的《日中的障碍》阐述了日中友好外交的内涵、付出的代价及中曾根内阁时期日中纠纷处理机制的运作等，分析了维系日中友好关系的内在机理和存在的问题，阐明了中日之间对对方的不同认识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的影响等。
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阐述了小泽构建“普通国家”的构想，反映了日本在冷战后对国际秩序重建及日本所应发挥的国际作用的认识；在有关对华关系方面，小泽主张应该从“特殊”关系发展为“普通”关系，体现了新生代政治家基于国家利益和现实主义考量的中国观。本泽二郎的《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对战后台湾当局如何在日本政界、财界物色和扶植“亲台派”，试图左右日本的对华政策方面有着较为深刻的揭露，对当前台湾在日本的院外游说活动以及日本政界主要亲台团体“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的现状进行了详尽分析。
李恩民的《“中日友好和平条约”谈判的政治过程》运用大量外务省最新解密档案资料，采访了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时的亲历者，围绕“反霸权条款”、“第三国条款”及友好和平条约交涉内幕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尽管该书系政治外交史类著作，但其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对于认识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若月秀和的《“全方位外交”的时代》一书将1971～1980年的日本外交概括为“全方位外交”，该书依循“全方位外交”的萌芽、停滞、发展及终结的历史脉络进行论述，从国际政治的宏观视角，侧重分析了中日两国在围绕反霸权条款争论中的苏联因素和美国因素的影响，为深入了解当时日本政界人士的国际秩序观和中国观拓展了思路。
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官的回忆录和著述，也为本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素材，尽管一些个人回忆录不无粉饰之嫌，但若细加甄别，仍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亲台派”代表性人物贺屋兴宣在其《战前战后80年》的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应“抛弃台湾”的主要理由，对深入了解自民党内“亲台派”势力的中国观大有裨益。田中角荣的秘书早坂茂三撰写的《早坂茂三的田中角荣回忆录》分析了促使田中做出访华决断的内外因素，阐述了田中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与中国的关系等。中曾根康弘的《天地有情》回顾了中曾根执政时期加强与发展中日关系的战略意图，以及化解中日双方纠纷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理解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界人士的主流对华认知具有参考价值。
综观日本学界有关日本人中国观的研究现状，学者大多围绕某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外交谈判过程立题，对政治外交方面的研究居多，具体论述思想认知与对华决策之间关系的著作并不多见，但日本学者的相关论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的回忆录还是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
（二）中国学界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撰写了大量有关中日关系及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论著，对中日复交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有所涉及，具有代表性的为：吴学文等著《当代中日关系》（时事出版社，1995年）、宋成有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吴寄南主编《站在新世纪入口的日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金熙德的《中日关系：复交30周年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徐之先的《中日关系三十年》（时事出版社，2002年）、冯瑞云等的《中日关系史》 （第三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等。这些专著大多从中日关系的宏观角度分时段进行论述，部分涉及日本政界人士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思想认识的变化等。与前述关于日本学界的研究状况类似，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仅在对华决策的行为过程中附带提及或有某种程度上的间接反映。
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中日关系和日本对华政策方面涌现了一批专论性的研究著述，主要围绕某一主题展开论述，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刘江永主编的《跨世纪的日本》 （时事出版社，1995年）辟专节梳理了自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届内阁对华政策的思想源流及演变过程，认为日本对华政策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变，并与其民族性有一定关联。王新堂的博士学位论文《从血仇到友邻》系统考察了中日复交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因、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为深入了解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认识的演变提供了有益参考。吴寄南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2002年）认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是冷战后日本政局演变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作者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政治家群体崛起的背景及过程，逐一介绍了分布在朝野两大阵营的政治新秀，科学地概括了新生代政治家的共同特征，并对新生代政治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敏锐地指出随着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活跃于政治舞台，将会给中日关系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安保问题上带来消极影响。李建民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论述了日本“普通国家化”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分析了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国内外背景，试图从“友好”模式转变为“普通”模式，以增强对中国的自主性和对等化；文中运用一定篇幅对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对本书很有借鉴作用。
刘江永的《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年）集中围绕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日关系出现的“政冷经热”现象进行探讨，分析了中日经贸关系、日本政治右倾化、日美同盟、领土问题及历史问题与中日政治关系之间的互动及影响，对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进行了论述和阐释。黄大慧的《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对天皇访华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日本政界人士在天皇访华问题上的争论及“宫泽决断”的背景等。吴光辉的《日本的中国形象》 （人民出版社，2010年）则侧重从文学层面概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到战后，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嬗变过程。
杨栋梁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1～6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依据大量的原始文献和档案资料，基于日本、中国和世界的共时性三维视角，历时性地考察了自近代以来直至21世纪初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分析了不同时期日本人中国观的内容和特点，探讨了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规律及本质特征。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推动和深化中国学界有关中日关系中的认知因素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本书提供了“航标性”的理论指南，极富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可见，中国学界的先行研究成果更多地关注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的新动向与中日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集中反映了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和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对本书的研究颇具启发性。
综观中日学界关于中日复交后日本人中国观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立足于从某一侧面分析立论的较多，缺乏对日本政界人士整体对华形象认知与对华决策之间关系的系统分析；从中日关系、日本政府对华决策、中国崛起或“中国威胁论”等领域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较多，但侧重于研究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成果则很鲜见。这表明目前学术界对思想认识究竟对中日外交决策机制有何影响方面的研究尚嫌薄弱，尤其需要就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如何影响对华决策开展专题性研究。
三 研究视角
本书通过将历史的考察描述、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理论与对外政策的认知分析结合起来，利用和借鉴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形成以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为主体的基本研究分析框架。
（一）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理论
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分析模式。它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互动如何构建群体内部的认同，后者反过来又用于界定朋友、敌人以及国际关系中的结构利益，认同还能够确定可接受外交政策的操作范围。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中行为体持有的独特身份认定（identity）是特定国家利益的主要源头。身份是指某行为体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个性和区别性形象，是指个人身份、个人/团体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可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的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行为体的身份关系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体系的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体系结构不仅能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独特的身份认定在社会中具有三项基本功能：告诉自己我们是谁，告诉他人我们是谁和告诉自己他人是谁。在告诉自己我们是谁的过程中，独特的身份认定强烈地显示了一整套涉及特定的有关行为和行为者的利益抉择和偏好取向。”“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这是建构主义关于身份与利益关系的重要结论。而且，建构主义还强调各国在“认知-实践”上存在差异性，即根据各自独特的身份认定，每个国家都对其他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随着实践的变化，这种观念上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并对各国的安全观念和政策选择具有导向作用。
建构主义认为，一方面，从体系的内在结构来看，在确定身份方面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制度化，而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或“密切”程度；自我与他者在互动中的身份取决于自我对他者的定位，而自我相对于他者的自身角色身份则取决于自我认为他者怎样看待自己；自我和他者最初通过习得所确立的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观念，在不断的互动中以因果方式加强了这些观念，在相互认知的每一阶段自我和他者共同界定了对方的身份。另一方面，身份关系是由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实践确定的，两个从未谋面的行为体不可能互为敌人，也不可能互为朋友，它们只有通过相互接触和相互行动才可能确定对方是敌是友。正是这样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互主意义，亦即形成了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观念或集体意义，集体意义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也建构了与行为体身份相吻合的利益，当行为体考虑自身安全利益的时候，首先影响到这种考虑的是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性认同，即正向认同是朋友，反向认同则是敌人。
温特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的国际体系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相应的，国际体系中可以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导角色结构产生不同的主导国际体系文化——敌人角色结构建构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康德文化。
霍布斯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其核心内容是敌意（enmity）。国家相互之间的再现是敌人，行为原则是不承认其作为独立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暴力。从上述表述来看，中日复交前的中日关系显然处于霍布斯文化状态。
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其核心内容是竞争（rivalry）。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这种承认由主权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体位置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承认相互主权。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执会涉及边界甚至出现领土变动，但是主权作为一种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认和遵守的。（2）重视绝对收益。因为生存问题不是最紧迫的问题，所以行为体趋于重视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3）军事实力比重减弱。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
康德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其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遵循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
建构主义理论对于解读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变迁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中日双方在不同时期对于自我和他者身份的不同认知和建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关系或“友好”或“竞争”的不同走向。温特提出的三种国际体系文化类型，为我们界定中日复交后不同时期日本对中国认知的差异，以及确立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向提供了有益视角。
（二）对外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
对外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认为一切客观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其有选择性地关注周围环境，从而根据观察到的“心理环境”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认知方式、性格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事物的反映是同其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联系起来的。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受主观因素，如信仰、需求、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对外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认知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格外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
罗伯特·杰维斯借鉴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阐述了知觉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杰维斯认为，决策者对知觉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刺激因素做出反应。决策者对刺激因素的反应，强调的是其对外部事物的主观接受和认识，而不是所谓的客观的“真实”世界。因此，杰维斯对国家冲突行为的解释是：国家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发生对形势和对方意图的错误知觉，而且这样的错误知觉往往夸大对方的敌意，从而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由于互动的双方都趋于发生这样的错误知觉，敌意螺旋就会不断上升，冲突也就会在双方都不情愿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爆发。
本书尝试基于对外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对日本具有代表性政治家的对华认知方式和对华决策的关系加以阐释，旨在探究决策者的观念性认知因素在对华决策中所占的权重，通过对微观层次——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层面的研究，分析决策者心理活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所起的作用，从而深化对外交决策机制中观念性因素的研究。
（三）宏观考察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本书主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宏观剖析国际环境的转变、认知主客体内外条件的变化等因素，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生成机制所带来的影响。同时采用历史描述法，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和描述，并对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进行实证的而非抽象的、客观科学的而非主观随意的论述，同时根据这些现象的性质特点与形成原因等加以类比与综合，力图揭示和归纳出某种规律性的结论。
本书注重采用个案分析法，布鲁斯·麦斯基塔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个案研究”曾有过精辟见解：“我认为当事实与逻辑相结合时才能产生可信的知识。其中的一个思路是去详细分析某个单独事件，这种方法我们现在称为个案研究。事实证明，它为新的和有趣观点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从这些观点中人们又提出关于世界上一些规则的假说。这些假说值得通过仔细分析个别事件及许多事件中的重复来探究。当它推导出所提出的解释非常接近于已知情形的细节时，个案研究的严格分析增加了取得更加逼真效果的前景。”由于日本政界部分政治家的中国观在某一时期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深入考察个别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的中国观，既可以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收到“管中窥豹”的功效，又可弥补单纯宏观性论述泛泛而谈之不足。本书通过择取日本政界中几位代表性人物进行实证研究，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所呈现的某些特征。
在本书的研究框架当中，以上各种理论并非简单生硬地拼凑在一起，而是在多元建构的理论分析框架之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研究视角和切入点的逻辑指向主要集中于一个核心问题：在国家政策决定、实施、调整和演变的过程中，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受哪些因素影响，并在多大程度上在对华决策中发挥作用？日本政府如何依据国际体系和国内环境的变量调整对华政策？日本对华决策的变化又是如何推进双边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互动演变的？等等。
本书尽可能地利用翔实、可靠、丰富的中日两国及第三国的资料和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以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为“经”，以决策过程和双边关系互动为“纬”，全方位、立体式地对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进行宏观考察和微观分析。本书采用宏观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思想史的文本研究与社会史的原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总体上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发展演变、内在特点、代表观点、重要思潮等进行综合考察。本书结合时代背景及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路径，将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1）1972～1978年为第一阶段，由于双方打破以往的敌对状态，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因此日本政界人士总体上对中国抱有一种“亲近感”，属于建构主义理论中由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转变的过渡期；（2）1979～1992年为第二阶段，双方通力合作，日本通过对华ODA援助的方式，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持和帮助，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乐观态度，是两国关系的“蜜月时代”，属于洛克文化的初创期；（3）1993～2000年为第三阶段，随着冷战结束，日本政局动荡，日本国内政治总体趋向保守化，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呈现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点，“中国威胁论”涌现，日本逐步将中国视为（接“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属于洛克文化的确立期；（4）2001～2012年为第四阶段，小泉执政时期、后小泉时代以及民主党执政时期，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密切合作与政治关系的冷淡形成鲜明对照，日本政界人士既把中国看作日本经济发展的“机遇”，又认为中国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道路上的“障碍”，充分反映了在世纪转折期日本政界内弥漫着充满矛盾的“中国认识”，属于洛克文化的重构期。
本书在从总体上考察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及其成因的同时，着重探讨如下问题：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变迁受何种因素影响；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与对华决策之间的关系；中日两国的实力消长与日本政界人士对华心理变化因素分析；“中国威胁论”出现的历史缘起和现实图景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
四 创新及不足
本书在大量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争在如下几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运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和对外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应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史学研究方法，采取宏观论述与个案分析交叉的方式，全景式地展现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轨迹。
第二，通过对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演变的考察分析，日本政界人士在对华认知和身份认定上大体经历了“建构-解构-整合-重构”的过程，中日两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互动中建构了相互认同的观念性友好结构；冷战结束后，这一结构经历了解体的过程，经过90年代的分化演变与整合，对华身份认定向“竞争对手”方向演进。目前中日关系处于典型的洛克文化状态，如何使两国关系从洛克文化发展为康德文化，在建立“东亚共同体”过程中发挥亚洲“双引擎”的作用，尚面临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定位是“友好第一”，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思想倾向上“理想主义”占据上风，基于“友好”的战略定位引导日本政界人士实施积极的对华合作；自1993年开始，随着冷战结束，中国崛起，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渐次登上历史舞台，日本政界人士依循“理想主义”考量中国的条件和环境日趋式微，而基于国家利益博弈的“现实主义”理念渐居主流。
第四，总体而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知和判断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倾向于“建设性接触”；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受国际环境和中国崛起等因素的影响，逐步转向注重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战略性防范”。
第五，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轨迹来看，其中蕴含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亦有“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变”主要受国际体系层次变动、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中国国家实力消长等自变量的影响和制约；“不变”的始终是维护和谋求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同时期的“中国”在日本国家战略定位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如何在国际体系层次与中国进行既合作又防范的战略博弈，达到约束和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始终是日本政界人士观察和审视中国的至上命题。
显然，鉴于本书研究对象时间跨度较大，而且涉及人的心理认知层次，受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加之思想意识和行动选择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如何界定和把握两者之间的界限，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和深感困惑的难题，因此，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检讨和分析颇具难度。同时，由于与本书相关的资料浩如烟海，对资料的收集、甄别和遴选往往感到无所适从，限于个人精力和物质条件，所以在收集资料的丰富程度方面尚感欠缺。对美国因素在日本政界人士对华认知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野党的中国认识及大众传媒的中国报道与决策机制之间的关系等研究不够，需要今后作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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