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研究安倍上台以来日本的安全战略思考、安全体制调整、安全战略选择、防卫理念演进与防卫能力提升、安全关系的深化等问题。全书共八章，分别为：第一章，太积极——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构建；第二章，大摆脱——日本国家安全体制重构；第三章，谋秩序——日本“印太战略”的展望；第四章，新竞争——“大国竞争”时代日本防卫力构建；第五章，不安全——日美同盟新强化；第六章，在建设——新时代的日中安全关系；第七章，再汇合——战略交汇下日英安全合作；第八章，重施压——安倍政权的朝核政策。
一 第一章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构建
在东亚安全格局变化和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形势下，安倍政府利用国民和国际社会相对能接受的“国际贡献论”推出“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以改变日本“消极”的安全角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主张从国内、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等各层面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战后日本其他政府慎谈战略不同，安倍政府不仅大谈战略，而且还积极实施战略，并把战略与外交融合，以扩大国家安全利益。在再次就任首相的首次记者会上，安倍表示，日本“有必要以俯瞰世界地图的视角考虑战略，战略性地开展作为综合力量的外交”。在“积极和平主义”和“战略性外交”的理念下，日本在国际安全领域积极活跃，不断拓展对外安全合作网络。
一 第一节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谱系
在19 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战争之后，近代和平主义萌生。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促使人类思考战争与和平。1942 年，美国学者昆西·莱特提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的概念。1969 年，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进一步将“消极和平”定义为“非战争状态”，将“积极和平”定义为“不仅没有战争，也意味着消除了贫困、剥削、歧视等结构性暴力的状态”，并由此推动和平学的确立。令人忧虑的是，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既不在世界和平主义的主流谱系之中，也有别于战后日本立国的和平主义，深藏战争的危险。2015 年8 月，不顾高龄亲往日本重新“布道”的和平学之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加尔通在零距离接触日本之后就说，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与我所说的‘积极和平主义’完全不同”。
一、日本“和平主义”的嬗变
日本“和平主义”具有“善变性”特点。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教训和对战争的反省，战后初期，日本“反战和平”意识特别强烈，在拒绝外来战争可能性的同时也严格审视自己，一些人甚至认为只要日本参与国际事务就是给国际社会“添麻烦”。为了绝患明志、保持和平，日本主动献策，提出在《日本国宪法》中加入“和平条款”（即宪法“第九条”）。建议者国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剥夺日本旧军方有朝一日可能夺回政权的一切手段，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会知道日本将永远不会发动战争了。经历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受益于“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日本在创造战后崛起奇迹的同时，也勾画出战后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那就是以经济为中心，在国内坚持和平民主体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在安全上坚持“专守防卫”，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做军事大国。和平立国既是日本的主流意识，也是战后日本新的国家形象。尽管如此，和平主义面临的挑战和冲击也从未停止过。虽然在国内斗争中仍保持优势，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战后和平主义却因“国际贡献论”而在国际事务方面不再那么低调，这又成为迫使国内和平体制做出“适应性”调整的反压力。
20 世纪80 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感觉自身已经追上了“坂上之云”的欧美强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提出了“政治大国”目标，强调日本对国际贡献的责任，主张借助经济力量来增强日本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日本政治家们把此描述为并齐于明治维新的“日本第三次远航”，试图激发内向的日本人“向外看”。由于国际社会的怀疑和国内社会的冷淡，“国际贡献论”没有立竿**地取得效果，但它却影响甚远。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也给日本带去了新的“契机”，日本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然到来，开始思考“后霸权体制下日本的选择”。1990 年1 月，海部俊树首相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主张将“经济三极”转化为“政治三极”，共管世界。但是，1990 年的海湾战争让日本看到自己离“三极”共管世界相去甚远。尽管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提供了巨额资金，但由于没有在人员派遣方面采取实际行动，日本的行为并未得到西方盟国的称赞，也没有收到来自受助国科威特方面相应的感谢。
出于抱负，缘于失落，也是忧于被孤立，日本政界和舆论界开始把战后以来形成的和平主义贬为“一国和平主义”“消极和平主义”，并加以批判，进而提出“能动的和平主义”“负责的和平主义”等口号。一些政治家提出，日本要成为能对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除了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必不可少，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观念。1992 年，提出“政治大国”口号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在《冷战以后》一书中就提出，“该是时候了，日本必须放弃绝对和平主义，而提倡面向国际社会的‘负责的和平主义’，并应该发挥其领导作用”，并强调所谓的“负责的和平主义”就是“应该在必要的时候不惜以行使武力（或警告行使武力）来维护保持和平的国际规则，而且还应该准备为避免武力冲突的危险而做出经济上的牺牲”。
以“和平主义”为名，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在国际上开始试探性涉入经济之外的领域，先后将自卫队派到柬埔寨、叙利亚、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日本还对盟军提供了支援。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和平体制”也为了适应自卫队“走出去”的需要而陆续发生调整，先后通过《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 法案”）、《伊拉克人道复兴支援特措法》等。一方面，尽管鼓吹修改和平宪法的势力在不停地躁动，但这些“能动和平主义”都还在禁止集体自卫权和坚守“专守防卫”的框架之下。国民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坚守还不允许有“野心”的政治家们在通往战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但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自战后以来否定“军队”、否定“行使武力”的和平意识开始急剧衰退，承认“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武力行为”的意识上升。据日本总理府的相关调查，关于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赞成者情况，从1991 年的占比46% 上升到2000 年的80%，反对者则从占比46% 下降到9%。
事实上，“积极和平主义”早在安倍提出之前就曾在日本国内作为战略理念被加以提及和讨论。2008 年9 月10 日，日本智库国际论坛召集多达87 名智囊，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包括时任拓殖大学海外事务研究所所长的森本敏、防卫大学教授神谷万丈等学者、西尾干二等评论家以及平沼赳夫等国会议员，他们经过多次讨论修改，进而汇总撰出题为《“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的研究报告，报告于2009 年10 月提交给日本政府后不久，全文又分别公开发表于《产经新闻》《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上。报告建议，日本应该由消极被动的和平主义向积极能动的和平主义“进化”，并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思考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
该报告书从三个层面提出日本今后安保的政策调整方案：（1）在国土防卫层面，主张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等防卫政策“根本”，配合美军战略调整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强化国家情报搜集和分析体制；（2）在地区安全层面，主张握住东亚地区的对话和合作主导权，强化和发展日美对华战略协调，直视对日本主权的侵害行为；（3）在全球安全层面，主张制定《国际和平合作一般法》，为全球集体安全保障做贡献，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等。该报告的原题目是《日美关系再调整和日本的前进方向》，最终题目在逻辑和用词上的变化旨在向政府强调日本积极作用的必要性。显然，这份早于安倍再次执政有三年多的战略报告是安倍政府的“执政说明书”。报告起草之时，日本尚是自公两党联合执政，但提交之时，日本已经“变天”。2009年9 月上台的是民主党政权，鸠山内阁主张“友爱”外交，积极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他并没有采用该报告中的“积极和平主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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