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研究（第一辑）》：
少数民族的话语影响，也日益突破了传统历史主流叙事对它们的“压制”，在社会历史学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杜赞奇笔下的“被压迫者的复归”，指的正是这种被主流历史学所抹杀和掩盖的另一种历史叙述重新兴起的趋势。在这种历史大趋势面前，任何无视少数民族存在、无视少数民族主体地位，不考虑少数民族的情感和意愿，不经由少数民族参与和讨论，而轻言改变既有的经由少数民族参与建构的制度结构的言辞，都已经不再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对现代多民族国家制度建构和政治发展过程提出以下五点肤浅的看法，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第一，国家体制和认同建构，不仅是与传统认同和社会联系的博弈，也包括各民族之间对国家未来的构想和建构模式之间的博弈，其发展的路径和取向不仅取决于国家的历史社会结构，也取决于参与到国家建构的各个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其中包含着一个各方不断的沟通、妥协、让步和修正的复杂过程。各种理想蓝图及建构模式之间的彼此修正与调适，是现代国家制度设计和政治建设的关键。如中国的民族区域制度、加拿大非均衡联邦制、西班牙的区域自治制度等，都可以说是社会结构中各种因素彼此作用互相博弈的产物。它们一方面包含了现实主义利益权衡之下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也包括历史遗产的制约和现实问题的挑战。这些关系的处理和制度的设计，包括现代多民族国家的体制选择，都是作为博弈结果而产生的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既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精英集团随心所欲、独自设计的，也不是照搬某一外国模式所能够奏效的，而是包括地域性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等多种因素之间挑战、应战、博弈，互动的产物，是国内政治舞台上多种社会力量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结果。
第二，民族主义的运动，不是单一性质的运动。它既包含了重构国家的政治目标，也包含了资源权力分配的经济目的，同时也含有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文化诉求。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争取主权的运动，等同于政治上的分离主义，那么就会失去对社会运动的基本判断力。这种错误的判断力会促使人们作出错误的行为决断，而导致恶劣的社会后果。正确理解现代多民族国家中的地区民族主义，分析其诉求背后的社会心理结构，不仅有助于解决问题，化解张力，而且有利于我们因势利导，把解决问题化解张力的过程变成制度革新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在巩固统一、增进团结的同时，提升国家的政治水平。事实上，在民族认同主张和民族主权要求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作为国家主体的地区性民族的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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