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芬说要编教材，老师们就立即赞同她要改革的观念，着手开始编了。专家们曾说：“教材都是专家编的，你们编什么教材？以前就是语文、数学、体育三门课，会就会，不会也拉倒了。”刘佳芬不信，学校的老师们也跟着她不信。她对他们说：“特殊教育要改革，别人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我连一块石头也没有。”刘佳芬一个接一个地做着课题，田娟是教研组长，也和老师们一起跟着她做，和她一起找过河的桥。田娟学音乐出身，小小的个子里蕴藏着发掘不尽的能量。刘佳芬觉得田娟特别像自己，做什么像什么，做什么成什么。但刘佳芬并不是总能获得支持者。几个月前，明亮父亲就跟着一支“示威队伍”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队伍成员都是重度智障孩子的家长，他是其中一个。
“刘校长，我们不能去重度班。重度和重度在一起，只能更重度。”
“为什么你一来，就要把孩子分重度、中度、轻度班，这不是分上中下等吗？我家的孩子一定就是下等的？”
“他是三代单传，家里独苗。我没什么要求，只想他好好学习，以后能考上大学。刘校长，听说爱因斯坦就是自闭症患者，也是五岁才开口说话。我还指望着手上的产业有朝一日可以交给他。”
“我姐姐的孩子和我的一样大，他在区中心小学读书，如果我们再不抓紧紧文化课，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家长们站在刘佳芬的对面，一个接着一个说。她一边给每个孩子的家长倒水，一边说：“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应该拿孩子的今天和昨天比，而不是拿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比。今天会洗脸，昨天不会；明天学校教会他自己去买快餐，今天不会。这样的事情才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是生命的成长。我们不是分等级，只是给每个学生找到适合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这样，不同程度孩子的潜能可以得到挖掘。让轻度学生多学点文化知识，让中度、重度学生学习刷牙、洗脸、去超市购物，提高生活自理能力，这是我们要做的分层教学改革。”
“我这些年勒紧裤带，给他买各种各样的康复器材，省下每一口吃的，给他到处找药，你一来就把他分配到重度班，打人冷宫，我这些年的心血不是都白费了啊！”明亮的父亲陆建设躲在角落里，是最后一个开口说话的。
他的皮肤几乎是棕色的，闪着陶器般暗哑的光芒，像在脸上涂了一层厚油。皱纹深深嵌在皮肤里，一道道，刀刻般，这是常年日晒雨淋留下的印记，脸上的胡子很久没剃了，手上一根根青筋突出，像一根根老藤缠绕周身。皱纹堆积的脸，是他用劳力与贫穷、苦难搏斗后留下的痕迹，全家老的老，小的小，靠他蹬三轮养家，贫穷和疾病让这个四十岁的父亲，看上去似乎已经六十多岁。
“明亮在文化学习中举步维艰，学'1+1=2'学了四年。除了会坐公交车，连洗脸都不会。他以后能自理，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动手能力强了，也能促进他文化课的学习。”
“他身上的伤你也看到了，我们一不留神，他就倒在热水里。他那么小，那血肉模糊的样子，哭得连喉咙都哑了。我真恨不得烫伤的是自己。你说，我还会让他自己倒热水？他洗个脸，都要冒生命危险！”
“但你不能替他洗一辈子的脸，你得让他自立。等你们老了，他怎么办？有一个九十多岁的母亲，教智障儿烧饭用了三十年，才烧出一顿像样的饭。但他毕竟学会了，这样母亲走了，也可以放心他可以自立，不会饿肚子。你得反复训练，告诉他小心对待热水，让他一步步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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