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等待那一天
我和奥林匹克的日记是从“平淡无奇”这一页开始写起的。
2000年3月，我的大学时代还有一年才结束，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对台湾广播节目“空中之友”实习。某日，我的实习老师、制作人范焱挨个儿询问记者、编辑下周的选题。绞尽脑汁的我缩在一个角落，痛苦地等着轮到自己。
“小彭？”
“哦……我们做……”几个选题都一一被否决，我的脖子后面越发冷飕飕的。
“还有别的题目吗？”
“有……”逼得急了，我脑海里不知从哪个角落突然凭空蹦出一个名词，被我像救命稻草一般一下子抓到手里，“我们做申奥吧！”
“喔……好！”
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中和奥运会拉上了关系。而那时，北京奥申委刚刚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初步申办报告，在梦断蒙特卡洛7年之后，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会了，这一次，我们期待的是2008。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次采访的情形。在北京申奥标志“中国结”首日封发行的发布会后，奥申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郭坦（他原来在北京青年报工作）接受了范焱和我的采访，非常详细地谈起了北京这次申奥的优势和劣势、对手和朋友。说了很多，大部分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郭坦提到，环境问题会是北京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北京所处的纬度和地域环境就决定了许多问题难以解决。而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就在那次采访前几天，北京刮起了春天“例行”的沙尘暴。每天骑自行车从北三环以里的皂君庙到长安街南边的真武庙附近上班的我，脑海中最“恐怖”的印象是12级阵风和中午12点依旧昏黄的天空……那次采访前，我查过资料：截至2000年，历届申办奥运会的国家一共有29个，其中光是美国就有10个城市参加过申办；在第12届奥运会申办的时候，总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4个城市参与了竞争；而美国的底特律市申办过7次，结果却一次也没有成功，申办成功率等于零。尽管隐隐约约地知道上次申办时，北京只有两票之差，但走出采访地点新侨饭店之后，我心里仍然嘀咕着：北京，会成功吗？
2001年7月13日，同样的问题，再次反复被我嘀咕着，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刚刚正式成为体育记者12天的我，坐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体育部朝北那间寒冷的办公室里，左眼盯着电视、右眼盯着电脑，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时刻的到来。
从2000年3月提交申办报告（就是我第一次采访申奥的时候）到这一天，中国人等待了16个月时间；说得远一点，从1993年到2001年，8年时间，中国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等到了再次实现奥林匹克梦想的那个机会。
这16个月，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实习，毕业，写论文，考研究生，找工作，甚至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大专辩论会——尽管只是替补，以及祖母去世，在我人生中的分量都比北京申奥重得多。16个月或者8年的等待，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与申奥同行”有多么令人感慨。但我知道，这场等待，有很多人比我的印象来得深刻。
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几个月后，我给我们体育部当时的主任黄永国（如今已经奋战在别的工作岗位上）打电话：
“黄主任，我开始工作的时候都已经最后陈述了，所以对北京第二次申奥那段时间没什么感觉。您还记得吗？是不是真的一路领先？”
“当然记得，还真是一路领先呢！”
黄永国有资格说这句话，他在那16个月里一直代表国际台联络北京奥申委，大概过一段时间就要到奥申委开会，把国际媒体对北京申奥的各种报道汇总通报给奥申委以及北京市的相关人土。在2001年2月底，国际奥委会评估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评估视察的时候，这种汇报尤其频繁，一个星期内开了好几次会。
经历过北京筹办奥运会最后一两年里国际舆论的那种风波，我忍不住要问：“申办的时候，舆情怎样呢？”
答案是很好。在那16个月里，整个国际舆论似乎都有一种“补偿心理”。1993年在蒙特卡洛申办2000年奥运会最后竞争中，北京仅仅以两票负于悉尼，与2000年奥运会擦肩而过，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世界有无数人为此遗憾；而在1999年爆发的盐湖城冬奥会申办贿选丑闻中，又连带扯出了悉尼当年也有相似的问题……北京，是被奥林匹克辜负的城市——那时的世界大概都做如是想。何况，北京在申办的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表现良好，没有犯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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