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由台湾人编纂的二二八史料
杨威理一到北大就发生了“沈崇事件”，他和许多公费生都参与了反美示威游行。在台湾参加抗日活动被逮捕坐牢好几年的詹以昌逃到北京，给予了北大公费生许多革命道路上的指导。他总是大胆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演说，让公费生深夜在他家偷听延安广播，启发公费生的思想。
紧接着台湾岛内发生“二二八”事件，一开始台湾公费生不清楚真相，后来透过家人的信件才了解实情。由于国民党封锁了消息，公费生去到美国领事馆的图书馆翻阅香港报刊和外国新闻，整理许多信息。杨威理是北大公费生的领导，在他的组织动员下，加上几位大陆学生提供的帮助，他们一晚上写了十几张海报，隔天一早贴在北大民主广场的墙壁上。
很快地，原本只是发生在岛内的事件，透过公费生的力量，一天就传遍整个北京城。当晚，北京报馆的记者采访了公费生，翌日刊载此一新闻，这下“二二八”的事情传的更远了，上海的某家报刊还以头版头条报道了北大公费生揭露“二二八”真相的海报墙。
北大公费生虽然距离台湾最遥远，却是最热血的一群。他们编印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访问北大几位名教授谈论“二二八”事件的记载，一本是当时有关“二二八”的报刊言论集，这应该是台湾人最早有意识编纂的“二二八”史料。这里头可能还收录了北大公费生联名发表的《告台湾同胞同学书》。
可惜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滞留在大陆的公费生几经颠簸，很多文献资料都丢失了。也许返回台湾的公费生，或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书库可能还藏有这两本册子。断简残编，搜罗匪易啊……
不是政治家而是图书馆馆长
公费生在“二二八”事件中所做的宣传和努力，引起了北大进步学生的注意。他们开始接触公费生，让他们参加读书会等活动，传播进步思想。没多久，包括杨威理在内，半数以上的公费生都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或民主青年同盟，公费生几乎全数倾向于进步组织。杨威理则是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内战导致物价高涨，从台湾寄来的公费人不敷出。杨威理代表公费生去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教授求援。幸得郑氏资助，北大的公费生尚不至于饿肚子。
平津战役开打前，杨威理就假扮商人离开北平潜入解放区。三个月后他同人民解放军再次进城，国民党政府在河北省完全溃败了。杨威理说，没有一个北京市民不佩服解放军严明的纪律，没有一个老百姓不感叹共产党的廉洁，所有人都把未来的希望托付给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日，杨威理和北京市民一起参加建国典礼，流着热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国人民要站起来了！”抱着这样念头的杨威理，开始了在大陆四十年的岁月。最初杨威理负责整理日本人留下来的书籍，随后中央编译局成立图书馆，杨威理以二十四岁之姿被任命为馆长，这个万年馆长一直干到退休。为此他遗憾地说：“我遵照父亲的意愿回到中国，但没有能够成为政治家，命运偏偏逼迫我湮没在书堆里。”
“文革”中瞬息万变的遭遇
这边要先说明一下杨威理的职位级别，这个职位和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息息相关。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长的级别相当于副司局级，杨威理以台湾人的身份做到这个位子，算是台湾人在大陆相当高的官位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一片夺权声中杨威理非但没事，没有被视为资产阶级当权派打倒，还参与了中央编译局对局领导的斗争，他还成了造反派的头头儿。这说明了“文革”一开始的时候，该斗谁不该斗谁，谁能斗谁不能斗，革命群众也拿捏不住标准。
但几个月后，杨威理也成了被斗的对象，失去一切权力和声望。他的罪名有右派、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海外关系、“台独”分子、祖国分裂主义者。这里面每个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尤其主张台湾自治的谢雪红被打成“台独”分子后，曾经强力支持谢雪红的杨威理，在台盟的言行成为他的重大罪状之一。编译局的造反派都是读书人，只兴文斗而不武斗。但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对精神是很大的折磨。
1968年杨威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抄家，风琴甚至被分解，以检查里面是否有无线电台。在单位被劳改、隔离、软禁，工资被扣，这下不只精神折磨，生活还贫困了。1971年秋，杨威理被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这又是一个更严峻的劳动改造，远胜在编译局的劳动强度，精神折磨、生活贫困，又加上了肉体不堪负荷。直到1973年夏天，他才结束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回到北京，并且从诸多罪名中被解放出来。杨威理，可以说已经没有政治上的问题了。
多少年后，杨威理对谢雪红的评价是：其台湾高度自治的主张，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所发扬，而谢雪红的主张更具有开创性与革命性。杨威理非常认同谢雪红的政见。因此，自从结识谢雪红后，杨威理一直是她的坚定追随者。他也为这位两岸交流的先行者的悲惨下场，感到伤心难过。
在五七干校的后一年，杨威理被调到猪舍养猪，成了“猪倌”。他会说闽南话、北京话和日语、英语、德语、拉丁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九种语言。一个养猪的人会说九种语言，在当地的农民中传开了。对没有读过书的农民来说，要学北京话都相当困难了，怎么有人能学会九种语言呢？杨威理自嘲说：“不是九种，是十种，包括猪语。”在那段苦闷哀戚的日子里，杨威理成了中国少数能和猪对话的读书人。
图书馆馆长退休后到日本任教
“文革”结束后杨威理被平反，回复一切名誉与工作。此后他忙碌于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务直到退休。1989年他到英国探望女儿，后来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定居日本。
杨威理在大陆期间除了担任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长，还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常务理事，中央国家机关和科学研究系统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评议委员等。整体而言，他在大陆的成就乃是建立了一所藏书近百万册、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史文献的图书馆，并且在这座图书馆服务了四十个春秋。
定居日本后，曾任骏河台大学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讲师，新潟产业大学中国社会史教授，东京都立大学台湾社会史、中国社会史、日本社会史客座教授，现在是新潟产业大学的名誉教授。
……
展开
——张克辉（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翻开这本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篇篇关于往事的回忆，而是几十位耄耋老人跌宕起伏的人生足迹。从青葱少年到皓首苍颜，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台湾光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梁国扬（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
他们都是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后回大陆升学的台湾优秀青年。
——林丽韫（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原会长）
我想应该将我们这些80多岁的老台湾人写的这本书，赠送给美国国会研究部，让他们知道：台湾光复时，台湾人对台湾地位问题是如何发言的，以增加一点台湾历史知识。
——郑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