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二十世纪重要的捷克作家之一。生于一九一四年，法学博士，服过兵役，当过推销员、仓管员、炼钢工，等等。一九九七年死于意外。他历经和见证了二十世纪捷克历史的跌宕起伏，四十九岁时才得以出版第一部作品，一生创作无数，获得国内外奖项多达三十多个。他的作品经常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与小说同名的电影《严密监视的列车》于一九六六年获奥斯卡外语片奖；《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于二〇一二年获得捷克国家电影奖“捷克狮”奖zuijia影片、zuijia导演等四项大奖。其他代表作品有《绝对恐惧：致杜卞卡》《雪绒花的庆典》《温柔的野蛮人》《过于喧嚣的孤独》等。

徐伟珠，一九六四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一九九〇年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院语言文学专业。在捷克学习工作十余年。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捷克语专业副教授。翻译作品：《历史上的独裁者》《绞刑架下的报告》《洪水之后》等。

我始终视赫拉巴尔为罕见的小说家，对其非凡的想象力，我们唯有梦想。作为小说家，在二战后的捷克文学中无人企及。
——伊凡·克里玛（捷克著名作家）

他让边缘人成为这个世界的法官。
——兹德涅克·马勒（捷克著名剧作家）

他以笑声唤醒世人，他是自由生活的捍卫者，他是当代原创性的人文主义作家。
——伊曼纽尔（捷克著名翻译家、诗人）

他的作品带有民族特质和时代印记，具有永恒的意义和效力。他掌握现代文学的秘密，擅长在异质变化中叙写事实和事件。悖反的两极：纯粹的原生性，超凡的想象力，无以伦比。
——克拉迪瓦（捷克著名文学评论家）

一九四五年这一年，德国人已然控制不了我们这个小镇的领空，更不要提整个州、整个国家了。飞机一次又一次的俯冲，扰乱了正常交通，造成本应该朝至的列车中午才到达，午时的列车推迟到傍晚，而傍晚的车则夜里才露面。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天下午的客车按时刻表准点进站了，一看，却是误点了四个小时的上午的普快。
前天，在我们小镇的上空，敌人的歼击机击中了一架德国战机的一叶侧翼，机身随后燃烧起来，一头坠落到田野里。而那一叶机翼脱离机身时，一堆螺栓和螺母被连带扯下来，噼里啪啦掉到广场上，在下落过程中还啄到了几个妇女的脑袋。机翼在小镇的上空滑翔，人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看热闹，眼见它吱吱扭扭，飘飘摇摇到了广场上方，广场两边酒馆里的客人也都涌出来了。机翼的投影在广场掠过，人们忙得不亦乐乎，追随着它从广场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机翼像一个巨大的钟摆似的来回摇晃，驱赶着人群不停地向着它可能坠落的方向奔跑，这时它发出越来越响的轰鸣声和歌唱一般的噪音，最后急遽一滑，一下子栽进了教长的花园里。
五分钟后，围观和追逐的人一拥而上，开始卸下机翼上的钢板和金属片，往家里拖，第二天它们就会出现在那些人家的兔舍或鸡窝顶棚上。一位市民下午就迫不及待地从拉回的战利品上绞下一块，晚上，一副摩托车的挡风护膝便横空出世了。机翼很快被瓜分一空，连那架掉在城外雪野里的帝国飞机的机身也未能幸免，没多大功夫，机身上的盖板和零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是在飞机坠落半小时之后，骑着自行车赶去的。一路上尽碰上满载而归的人们，很难猜想那些东西能派上什么用场。我继续往前蹬，想尽快亲眼一睹那架破损的飞机。我讨厌这些追逐蝇头小利的人们，我对这些零碎杂物向来是不屑一顾的！
雪地上被踩出了一条小道，直指向那架黑色的残骸。我的父亲走来了，手里拿着一件银色的“乐器”，他面带微笑向我抖了抖手里的银色管子。不错，这是飞机上的汽油管。晚上我回家后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获得这件猎物喜不自胜。
他把管子以等长的距离截断，抛光，然后在这六十节锃亮的管子旁边摆上了他的专利自动铅笔，那支笔的笔芯可以来回伸缩。我的父亲无所不能，世界上任何一样事情都难不倒他那双巧手。父亲以前是个机车司机，二十岁起就开始跟机器打交道，四十八岁那年退休，这些年来他不辞辛苦兼着双份工。市民们对父亲一肚子的妒忌，尤其当认为父亲在这个世界上起码还能活上二三十年，他们嫉恨得简直不能自持。
父亲比那些上班族都起得早，他四处奔波，搜罗那些螺钉、马蹄铁和公家仓库废弃的零配件，拿回家堆放在杂物间和阁楼上，弄得家里跟废铁收购站没有什么两样。别人淘汰的旧家具父亲也会捡回来，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居然有五十把椅子、七张桌子、九个长沙发和数不清的柜子、洗手盆以及坛坛罐罐。父亲依然不满足，他会骑上自行车去郊外或者更远地方的废铁堆里翻找，晚上硕果累累地回家。在他眼里，什么东西最终都能派上用场，也的确如此。比如有人寻找市面上已不再生产的某个零件，如汽车、磨碎机或打谷机的配件，实在没着落的话，来我们家准能找到。父亲略一思忖，凭着印象走到阁楼或杂物间，或者去院子里的杂物堆里扒拉几下，不一会儿就会抽出一样东西来，那物件正是对方迫切需要的。所以父亲常常是铁星期日的主角。当他推着他那些零碎杂物往车站去的途中，在绕过院子大门口时总会撒落下一些宝贝，而邻居们并不领情，究其根源也许还跟我的曾祖卢卡西有关系。
曾祖从十八岁起就每天享用一个金盾的抚恤，共和国时期改为克朗。曾祖生于一八三○年，一八四八年参军当了击鼓手，参加了查理大桥的战斗。双方交战时，学生们往士兵身上扔石块，石块不幸击中了曾祖的膝盖，导致他终身残疾，从此享受抚恤。他每天用那个金盾买一瓶罗姆酒和两盒烟，他可不待在家里消受这些东西，而是一瘸一拐穿行在大街小巷，去田野里招摇。他最爱去苦力们干活的地方，一边惬意地呷着酒，抽着烟，一边对那些卖力气的人们发出冷嘲热讽。曾祖每年都会被打得鼻青眼肿，由祖父用三轮车拉回家来。没等伤口好利索，曾祖又神气活现地四处去跟人比试谁的日子过得滋润，让人忍无可忍，对他报以一顿拳脚。
奥匈帝国瓦解后，曾祖领了七十年的金盾废除了，共和国发给的退休金已供不起他每日奢侈的消费，可是每年他照样被人打得不省人事，因为他居然用以前享受的那七十年去气人。一九三五年，曾祖跑到了一个将要停业的采石场，跟一群石匠吹嘘自己，这一次匠人们下手过狠，他再也没能醒过来。据医生讲，曾祖本来笃定还能活上二十年。
在我们这个小镇，没有哪一家像我们家这样招人妒恨的。我的爷爷，万变不离其宗，在一个小马戏团里当催眠师。在全镇人的眼里，催眠术只不过是他好逸恶劳的幌子罢了。然而在三月份，当德国人越过边境，企图侵占我们的国家，并向布拉格大举推进的时候，唯独爷爷挺身走了出来，唯独爷爷，一个催眠师，朝德国人无畏地迎面走去，企图用自己的意念阻止隆隆行进中的坦克。他走在公路上，双目直视第一辆坦克，坦克机舱齐腰站着一个帝国战士，头戴骷髅骨交叉的黑色贝雷帽，爷爷径直冲这辆坦克走去，双臂前伸，两眼迸发着意念：掉头，回去……果然，第一辆坦克停下来了，整个队伍都停下了脚步。爷爷的指头触到了坦克，他不停歇地发射着意念：掉头，回去；掉头，回去；掉头……一个中尉挥动小旗，打出信号，坦克又驱动起来，爷爷伫立着一动不动，坦克驶过他的身子，碾断了他的头颅。自此，帝国的军队在前进途中再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爸爸出门去寻找爷爷被碾掉的脑袋。那断送爷爷性命的第一辆坦克，就停在布拉格城边，等着起重机前来拖走，爷爷的脑袋就嵌在那几条履带之间。伤心欲绝的爸爸恳求德国人转动一下履带，让他取回爷爷的脑袋，日后和爷爷的躯体一起下葬，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最本分的要求。
自此，我们那个地方的居民们开始吵得不可开交。一派叫嚣说我爷爷有神经病！另一派则不肯苟同，说如果所有人都像我爷爷那样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手持武器的德国人针锋相对，指不定德国人的结局会怎样呢？
那时候我们家还住在城外，后来才搬进了城里。而我却早已习惯了孤独，随着车子越驶近城市，我感觉眼前的世界越发变得狭小。所以每次只有在出城的时候，我才会稍稍松一口气，而返回城里时，一走过桥，随着街道和小巷越来越狭窄，我自己也会不知不觉跟着狭窄起来。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仿佛每一扇窗户后至少有一双眼睛在窥视我。这时候如果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的脸马上会涨红起来，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怎么喜欢我，在他们眼里，我三个月前割腕轻生的行为纯属无事生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我也清楚原因所在，我只是担心那些看我的人胡乱猜忌，所以我感觉在每扇窗户后都掩着一双眼睛。唉！一个二十二岁的男孩能想到什么呢？我会想，全城的人之所以盯着我，一定以为我割脉是为了逃避劳动，这样，他们就得替我去干我的那一份活儿，就如同他们替我的曾祖卢卡西、我的催眠师爷爷威廉还有我的爸爸干活那样，爸爸之所以在机车上做了二十五年司机，就为了以后什么活也不用干。
这一年，德国人对我们这个小城的领空已经失去控制。当我沿着小道一路飞驰到机骸跟前时，旷野上的雪晶莹剔透，每一颗雪粒的晶体里，仿佛都有一根细细的秒针在滴答作响。雪在直泻而下的阳光里迸射出各色光彩。我听见滴答声，不光来自雪粒，还来自别的什么地方。我的手表在我的手腕上清晰地走着，除此之外，另一个滴答声传入耳中，它来自那架飞机，来自那堆残骸。机舱仪表的时针果然走着，甚至跟我的手表一比，分秒不差。然后我看到，机舱底部一只手套反射着阳光，我觉得它不是孤立的，它在人的手上，而那只人手也不是孤立的，它连着臂，臂连着人体，而那个人一定在这堆残骸之下。我使出全身的力气蹬上自行车往回奔，我的四周全是滴答作响的秒针，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远处的铁轨上，一列货车在急驰，发出快乐的轰隆声。这是一列从莫斯特盆地捷克北部煤矿。返回的煤车，时速肯定达到一百四十转轮轴，嵌在整列火车中央的制动滑块灼得化开了，金属滴落到了轨道上，然而帝国机车头拖着这节挂车欢快地一路远去。
明天我将站在我们车站的双轨线上开始值守。在车站的列车时刻表上，所有自西往东行驶的火车都以奇数标注，自东往西的火车则标为偶数。
三个月后我重新上阵指挥交通，依然回到火车站上班。两条主轨道经过那里：由西往东的那条连续轨道被称作一号线，另一条反方向的连续轨道被称作二号线。一号线右侧的所有轨道标为奇数，三、五、七等；二号线右侧的所有轨道标为偶数，四、六、八、十等。当然这是我们铁路职工的术语，这种标法在外行人眼里不知所云，站台边的第一条轨道是五号线，第二条是三号线，第三条是一号线，第四条是二号线……
明天一早我将穿上制服：黑裤子蓝衬衣，披风的黄铜纽扣早已被妈妈用抛光剂擦得锃亮，把漂亮的衣领一系。披风领口处绣着和制服同样的标记，车站职员瞄一眼就知道了我的职位等级。领口的那粒中学生纽扣告诉别人我已经获得高中毕业文凭，那颗用金线绣制的美丽小星表明我铁路见习生的身份。领子上最好看的要数那熠熠闪烁的徽章，用紫色和蓝色的金属片嵌成带翅膀的车轮，形似金色的海马。明天晨光熹微时分我走出门，妈妈会一动不动站在窗帘后边，目送我远去。我走过的每一扇窗子后边，都会站着一个人，他们像妈妈那样，手扶窗帘注视着我。我拐向河边，一踏上这条小路，就会像往常那样，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我不喜欢搭火车上班，沿着河岸这样漫步令我心情舒畅，因为这里没有窗户，没有陷阱，没有针刺一样的目光扎向我的后脑勺。
……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见证跌宕时代的捷克作家（中译本前言） / 徐伟珠
严密监视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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