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反思：查尔斯·金斯利小说研究》：
给长名字教授这一人物贴上“赫胥黎原型”的标签，直接导向了两方面的结果。首先，这种做法阐明了立场：赫胥黎的思想有着唯科学主义的意味；其次，金斯利的文化反思旨在批判将科学视为一种“主义”思维模式，既然长名字教授象征着赫胥黎的工具理性思想，那么金斯利的科学思想同这位博物学家的思想自然势不两立、互不欣赏了。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给长名字教授简单地贴上“赫胥黎原型”的标签，这不但是对赫胥黎的一种误解，也构成了深入理解金斯利文化命题的屏障。
要澄清上述学术上的误解，首先应该简要说明一下赫胥黎的主要科学、文化、教育思想，及其同十九世纪文化批评传统的关联。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近代英国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生于英格兰，童年时代只受过两年的正规学校教育。他靠自学掌握了多国语言，阅读了大量的著作。16岁开始从医，20岁获伦敦大学医科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做过几年的海洋考察工作，并开始在科学界崭露头角。185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此后，他一直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担任大学教授、院长等职，发表了大量的科学论文。1862至1884年，赫胥黎参加7政府部门的科学与教育工作。他是英国第一部初等教育法案的起草人之一，在英国的国民教育和科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赫胥黎猛烈抨击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狭隘性，大力阐述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尤其可贵的是，他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克服了当时教育界出现的或重古典教育或重科学教育的倾向，强调全面的和谐教育。正是在赫胥黎及其同时代人的倡导下，科学教育进入了学校的大门，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古典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奠定了科学教育的地位。
由此可知，赫胥黎不但是一位主张科学进步的勇士，也是一位立场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为了纪念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的赫胥黎诞辰100周年，《人民日报》1995年6月28日特别刊印了《赫胥黎自述》（叶笃庄译），在这篇晚年自述中，博物学家饱含深情回忆了他少年的水手经历，语调诙谐地调侃了当时教会的虚与委蛇，视“能动的怀疑”为座右铭的博物学家毫不避讳地坦言他性格上的各种缺点，以及少年时期受到的糟糕的学校教育。如果说非要把赫胥黎和《水孩》中的长名字教授拉上关系，那么可以这样说，这一人物形象非但不是赫胥黎自己，而且也要成为博物学家嗤之以鼻的批判对象了。
赫胥黎同十九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传统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要从博物学家同阿诺德的交往说起。胡斯（David A.Roos）的论文展示了此前从未进入学术视野的两篇祝酒词：阿诺德和赫胥黎这对曾经的密友分别在1881年和1883年的英国皇家艺术协会（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年度晚宴上压轴祝酒。阿诺德在其祝酒词中强调了古典艺术和教育的重要性，赫胥黎则在两年后委婉地回应了阿诺德。博物学家称高等学校应该对学生进行科学训练，科学和艺术好似自然的两面镜子，一个普照理智，另一个折射情感。可见，赫胥黎并不是一个刻板的唯科学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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