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些为谋取官职而“呕心沥血”的人以外，还有些家藏万贯、见利忘义专等着别人落难的时候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的人。然而这种贪婪却偏偏只体现在争夺那些蝇头小利之上，对如何管理经营，谋取大利却是一窍不通。全国上下一片陋俗，人人都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了吃喝、交游、祭祀上，没有人把心思花费在有益的事情上，而是互相攀比权势，比吃喝，比铺张。“养了五头猪、十头牛，不求神享只求客多。”
在潘周桢眼中，当时的社会是“一群苍蝇、蚂蚁，没有丝毫人格”，“从城市到乡村，狡诈之辈如妖似鬼，招摇撞骗，剥削穷人，胡作非为；弱小的则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即使被人骑在脖子上也不敢吱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赢得独立，对人民来说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对于社会现状，潘周桢进行了非常严厉，甚至有些刻薄的批评：“当今是谁有本事教我们，我们就要求着去做他的学生；谁有本事养育我们，我们就要求着去做他的儿子；在别人的养育之下互持互助，只求我们的后代仍能存在于这个星球上就足够了！”但这不是因为他轻贱自己，崇洋媚外，而是因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太深切了，正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潘周桢认为对当时的越南来说，民主比独立更重要。他认为可以通过仿效欧美法律和统治方式来一洗越南社会的颓风。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传统即是潘周桢的民主思想源头，而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充满幻想也正是他最大的错误之处。由于受书本知识的影响，他对法国的所谓“爱敌如友”思想深信不疑，并且相信“拿破仑是撒播自由之花的使者”。他以为现实世界也像书中所描绘的一样，以为那些殖民者也把1789年的革命精神奉若圣典，丝毫不敢违犯。越南与欧美各国之间的差距更让他感到悲观：“试与欧美两相比，百无一是是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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