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能给我们以这样两点启示：第一，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实际上是有同有异的，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关注的是他们之间的异而非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在争论的当时，当事的双方关于“同”的表述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对“异”的强调才能凸现自己之观点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争论已成为历史的后世，较之于“同”，“异”则更能引起注意，也更能激起谈论、研究的兴致。但是，在关注“异”的同时也应该多少关注“同”，否则就有可能误读历史，在这里，就是有可能在感觉和印象中放大两派之间的鸿沟。第二，当我们在观察作为一个整体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一个总的思想倾向，一个相对一致的理论框架，而当我们面对某一个作家或理论家的时候，却往往难以把他完整地纳入某一派别的理论框架之中。身为西方派的卡维林曾说道：“一个真心把祖国利益挂在心头的人，就一定会觉得自己的一半是斯拉夫派，另一半是西方派。”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大作家，其创作往往是超越某一流派的，其中也往往呈现出亦此亦彼的思想取向，具有某种不稳定性和模糊性，这就提醒我们，将某一大家纳入某一流派有可能是危险的，而仅仅从某一流派的立场出发来解读一位作家，就有可能更加危险。流派可能是相对一致的，而流派中每一个个体却常常是无限丰富的。
第三，那场发生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争论是一场真正的君子之争，争论的双方所体现出的率真和坦诚，捍卫真理的勇气，以及旨在造福民族和后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是令我们肃然起敬的。斯拉夫派萨马林在回忆当年的争论时写道：“两个小组在一切问题上几乎均无共识；与此同时，他们却又每天见面，和睦相处，似乎构成了同一个社团，他们相互依存，都具有那种建立在一致的智慧兴趣和深刻的彼此尊重基础上的相互同情。”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充满变故，比如：1844年4月22日，在阿克萨科夫家中曾举办了一次隆重的午餐会，正式宣布两派和解，两个阵营的人士相互拥抱，不少人都泪流满面，但是到了这年年底，雅济科夫的《致不是我们的人》一诗又让两派拉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格拉诺夫斯基和基列耶夫斯基甚至要为此而决斗；1845年1月，康？阿克萨科夫曾“含着热泪”与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绝交，但没过多久又重归于好……“和睦相处”中充满着争吵乃至决斗，绝交和谅解此起彼伏，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是一场纯粹的学者之争，是一场智者的角力，一场由思想者们上演的精彩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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