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堡寻梦 孙广山
45年前，我们五位男同学和六位女同学，一起来到延安市宜川县云岩公社高堡生产队插队落户。1971年过完春节，我到梅七线铁路工地当民工，同年9月正好赶上招工，我被推荐到梅七线铁路建设指挥部汽车队工作，成为一名国企铁路工人。
插队三年，我对高堡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2010年退休临近，经过几番酝酿和准备，我趁自己的身体和精力尚且可以，决定自驾车回一趟高堡村。6月初的一个清晨，我开车一路奔向黄河岸边的壶口。看到对岸陕西境内起伏的山峦，看到绿树掩映下的窑洞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黄河上已经见不到浮筏和船夫的身影，一座宏伟的钢梁大桥把两岸连接在一起。汽车驶过黄河，中午时分，我来到宜川县城，这时， 感觉肚子有些饿了，我把车停在一家标有“陕北风味宜川特色”的饭馆前。这是一家夫妻店。老板拿过菜单，我随口点了大烩菜、白豆炖鸡和南瓜饼。店铺不大，但挺干净。吃饭的人不多，我喝着热茶，到后厨与老板闲聊起来。老板问我：“你是第一次来宜川？”我说：“不是，我是宜川人。”“你不像。”老板愕然地望着我。我说：“我是在这里插过队的北京知青，离开宜川40多年了，回来看一看。”几句闲聊，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说话间，老板娘已经麻利地把饭菜摆上了桌。回到宜川吃的第一顿饭，是地道的宜川饭。水足饭饱后，该结账上路了，可老板死活不肯收钱。他说：“你离开宜川40多年，还记着这地方，这顿饭我请了。”我说：“这哪能。你们靠开饭馆生活呢。”推辞再三，老板见推辞不过，便说：“我看你带着相机，饭钱我不要，咱们照张合影相吧，把照片发给我，算个纪念。”见时间不早了，我只好同意。于是，老板夫妇和我坐在了一起，拍下了一张难忘的照片，也收获了40年后的一种重逢。上了汽车，从车窗中，我麻利地塞给老板一张钞票，脚踏油门，又重新上路。从倒车镜里看到，年轻老板逐渐远去。可亲可敬的宜川人，我心里好一阵感慨。
二
离云岩镇越来越近。云岩河从南塬流到川里。过去，过河要踩着石头，现在，这里建了一座水泥大桥，桥两头是商铺旅店。镇里的老街正在拆建，过去的景象已无处寻觅。我在打听好回高堡的路线之后，一路驶去。途经云许村时，只见一座铁塔拔地而起，顶部喷着蓝色火焰。铁塔下的活动板房上有“新疆石化勘探”的标记。一直听说宜川也发现了油气田，这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了。到了刘家桌村口时，只见路旁立着一块标有村名的石碑。当年，我是这里的常客，因为这里是去云岩赶集的必经之地，所以，在这里的几位知青都成了我们常来常往的朋友。
过了刘家桌村向北望去，北塬比当年绿了很多，这大概是退耕还林的成果。不远处，是一处红砖砌成的平房村落，大概有几十户人家，十分规整。我们停下车来问一位正在农用车边挑选蔬菜的中年汉子：“这里是不是高堡村？”“就是。你找谁？”我说：“我找李刘祥和丑娃。我曾经在这里插过队，我叫孙广山。”那人端详了我一会，突然一把拉住我喊道：“广山，你认不得我了。我是棒娃呀。”这时，我也想起来了：我们插队时，棒娃是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小后生。如今，他头上已谢顶，黑红的脸膛，强健的体魄，成熟里透着几分机敏。见了我，他连菜也不买了，热情地带我去找丑娃。来到新村的中央，棒娃向院里喊着：“当家的，快看谁来了？”不一会，一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把我打量一番，摇摇头说：“想不起了。”可我却从对方的眉宇间认出，这就是当年那个犟小伙儿丑娃。他名字叫“丑娃”，人却不丑，是高堡村的美男子。小时候，他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身强体壮，干农活是一个好把式。丑娃后来到兰州当了几年兵，是见过世面的人。复员后回村继续务农。40年过去了，岁月的沧桑写在他的脸上，人也变得谦逊随和了。在大门口，我把我的名字给他一报，他一下子想起了我，紧握着我的手，把我领进屋里。沏茶，拿出苹果、大枣和花生。问候的话语一句跟着一句。瞬间，久别的热情温暖了我。
三
我回村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乡亲们纷纷赶来，挤满了丑娃家。如果是走在大街上，我和丑娃碰个照面，可能互相都认不出来是谁。但是回到村里，几句问候，年轻时的影子马上就显现在眼前。岁月不饶人，当年的帅哥们都变得沧桑了，但不变的是陕北人的热情与豪爽。从下午到傍晚，从晚饭到午夜，人们来了一拨又一拨。重逢的欣喜，往事的回忆，分别后的经历，如今的变化，未来的憧憬，多种话题拉得没完没了。
第二天一早，在丑娃和海胜的陪同下，我挨家看望了曾经在一起打柴、开荒、锄地、收割的乡亲们。老村落现在没人居住了，我们住过的那三孔窑洞也早已荒芜。乡亲们说：改革开放这些年，农民不用再缴公粮了。山地承包后，种的树都归自己。自家种些杂粮和豆子用来调剂口味，大米白面和蔬菜都靠市场供应。高堡是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几年前，在这里规划了新村落。每个院子都一样大小，一样的配置。如今，村里的摩托车很普遍，农用三轮车每家都有，有些家中还有轿车。现在，开车到云岩只需20多分钟。
在村里转悠，我看到村里的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大多有了孙子。年轻人出去闯世界了，余下的在家承包山地，管理果树。辰子老兄当年干啥都是一把好手，如今，他承包了山林，经营得不错。他有两个外孙女，大的已经上初中，小孙女也上小学二年级了。传锁家在辰子隔壁。传锁他大过去是队里的饲养员。他脾气很倔，对谁也没好脸，但对牲口却和颜悦色。传锁父母对我们知青很体谅，常说：“你们这么小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受苦，太难为你们了。”我们去借牲口，传锁他大就把最听话的毛驴披挂好，让我们牵去。我们每次磨面，也要到传锁家借筛面的箩和笸箩，临走时，传锁娘常常取个馍塞到我手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娃们正长身体，不能饿着。”如今，两位老人先后故去，传锁也当上了爷爷。传锁的二儿子很争气，去年考进了天津大学的一个工科磨具专业。
正是初夏，苹果长到鸡蛋大小，该给果子套袋了。果树多的人家都得雇工套袋。高堡村最好的地都在新村附近的庙塬上，如今，那里都种上了苹果树。记得，当年我们在村上时，“以粮为纲”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任何经济作物都不能种。有时，队里种点西瓜，我们还能在夏天解点馋，有时不种，只能在山洼的野杏树上尝鲜了。野杏酸酸的滋味，至今想起嘴里都流酸水。李刘祥对我说：“如果你秋天来，给你装上一车苹果拉到北京去，让在村上插过队的知青都尝一尝。”说话间，他从家里的果窖里取出一盆去年储存的苹果。这苹果个大皮薄，甘甜中略带一点酸。我在别的地方还真没吃到过这么好的苹果，然而，它却产在我曾插过队的高堡村。
四
在村里住了两宿，每天都在村里寻访或流连。每当回忆起40年前的往事，丑娃总说：“你们插队的时候，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每天都感觉很新鲜，好像总有一种向往。”其实，就在知青与村民们的相互学习与促进中，也影响着以后各自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我随身还带来了40年前与乡亲们的合影：不修边幅的老支书高亭才；精明干练的大会计刘天德；善解人意的副队长张靳刚；泼辣爽朗的妇女队长兰自珍；耿直倔强的饲养员传锁他大；咬文嚼字的村秀才李志华；憨厚勤劳的耙子哥；无所不会的能人韩世亭；古道热肠的辰子他大；慈眉善目的二老汉和五老汉，这些曾与我朝夕相处的村民都已作古。他们曾是这个村子里的头面人物，是他们用内心固有的传统素养和良知，引导着高堡村走到今天。
在高堡村的这两天，还有一位始终伴随我左右的大叔，他叫令如华。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都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不知道什么原因，令大叔家的成分被定成富农。他的老伴殁了，他给女儿香草招了一个上门女婿，一家三口艰难为生。我插队时，遵照公社革委会的指示，在村里开过对地富分子的批斗会，大叔也没逃过一劫。如今，面对曾经在批斗会上对他高呼“打倒！低头！”的我，他好像一点也不计较，他还感谢我40多年后还惦记着他们。他专门把我请到他家里，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饭。看到他拖着病弱的躯体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我感到盛情难却。你若不吃这顿饭，就辜负了他的一片盛情。推杯换盏之际，我由衷地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五
第三日清晨，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早饭是在丑娃家吃的。丑娃说：“上次孙秀玉回来住了两天。我妹妹银凤后来听说孙秀玉回来了，就问我：秀玉回来，你为啥不告诉我？因为没见到秀玉，她还哭鼻子。”说起丑娃的妹妹银凤，我还记得她。那时她还小，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蛋儿上总挂着一丝笑意。丑娃说：银凤最爱和几个女知青在一起玩。秀玉总背着她，哄她玩。银凤对几位女生印象特别深。银凤后来嫁到距高堡五里路的雪白村，日子过得不错。我让丑娃转达我对她的祝福。
在丑娃家吃完早饭一出门，只见院子里一群婆姨蹲在地上，正在用报纸包裹鸡蛋。丑娃说，这是各家送来的鸡蛋，还有各色豆子和小米，绝对绿色环保，让我带到北京请家人尝尝。看着忙着打包和装车的乡亲们，我心里十分感动。打开车门，脚刚迈进车厢，乡亲们纷纷围拢过来，一再嘱咐我：“回去向知青们问好，告诉他们回来再看看高堡村。”我双手紧握，举过头顶，向大家道别。就要驶出村口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到，远远跑来几个人，我急忙刹住车，下来一看，是丑娃。他边跑边说：“这是银凤，我告诉她你回来了，她听说后，骑着摩托车非要跑来送你一程。”这就是那个招人喜欢的小姑娘银凤。她个子高高的，不胖也不瘦。已经做了母亲的她，显得有几分沉静和庄重。握手寒暄之后，我们在村口照了一张合影，再次道别后，我终于开车上路了。
打开音响，放着陕北民歌：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高亢苍凉的旋律在耳畔回响。望着远处的山峦和眼前的果园，我在想：这块土地养育了多少代人。我还要问：是谁让他们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呢？乡亲们说：是改革开放。土地承包，提高了家庭收入；封山育林，改变了大环境；新农村建设，提高了生活质量。这些变化，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我坚信，只要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农村将会更加繁荣昌盛，高堡村也将会越来越好。再见，可亲可敬、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我祝福你们，我还会再回来，来看我的第二故乡的新发展和新变化。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乡情浓似酒乡情浓似酒郑钢转眼之间，阔别志丹康家沟已经40年了。岁月不饶人。当年来这里插队的知青都已是六十岁开外的人了。人到了这个年龄，怀旧是不可避免的。可一想起这一生所经历的事，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在陕北插队的岁月，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康家沟。
回京之后，我们这些在一起插过队的知青经常聚会，大家在一起回忆插队时的经历，思念着哺育我们成长的乡亲们，并经常给同事、家人讲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讲起陕北人民的纯朴善良。在畅谈中，大家有了一个愿望，这就是：要再回康家沟，去看望乡亲们。
经过酝酿，大家决定利用国庆节放长假的机会重回第二故乡。我们乘车从华北平原到了陕西，汽车过了西河口驶入志丹县境内，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透过车窗向外眺望，一处处熟悉的山峦从眼前掠过，一个个熟悉的村庄把我们带到了40年前。我们在车上睁大眼睛一边看着、一边议论着，生怕漏掉每一个细节。当车开到李家湾之后，我们就看到康家沟的大峁梁。下了山，康家沟已经历历在目。
汽车刚在村口停下，一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回家来”的横幅映入眼帘。在欢迎的人群里还有不少是青壮年，我们离开康家沟时他们才几岁，如今他们已继承父辈的事业，在建设美好家园。
因为村里接待能力有限，志丹县的领导把我们20名回乡知青接到县政府宾馆。从康家沟到志丹县城有20多里地，沿途，我们看到许多采油机，志丹县的领导给我们介绍说：志丹是石油大县，陕西省的十强县。作为第二故乡，我们为志丹取得的光辉业绩欢欣鼓舞。
志丹县宾馆宽敞明亮，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县上的领导设宴款待我们。老知青分别与县乡村的来宾分桌落座，嘘寒问暖、共叙友情。坐在我们桌上的有何书记，他40刚出头，人很精干。我们插队时，和他父亲何万生在一起下地劳动，那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村里的重活都派他去做，当然工分也最高；这个人还特别乐观，春耕大忙时，每天早晨3点上工，他总是拿着一把二胡，边走边拉边唱，著名的陕北信天游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现在，何万生已经去世了，何书记的母亲郭兰生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他们家在村口盖起了两层小楼，日子越过越红火。
宴会上的饭菜有炖羊肉、猪肉炖粉条、酸菜粉、荞面饸饹、小米饭，摆得满满当当。志丹生产的糜子黄酒是低度的，很好喝，看到它就不由得想起插队时，乡亲们自己酿制的米酒，度数不高，有一种清醇香甜的味道。那时，二队队长谢志富家经常酿制这种米酒，谢队长的婆姨看到我们爱喝，就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喝这种酒，我们也无拘无束地像孩子一样尽情畅饮，谢队长用慈父般的笑容深情地看着我们，他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第二天，我们拜谒了刘志丹陵，为革命烈士敬献花圈，接着，我们沿周河川而下，向康家沟进发。汽车行使到双河乡之后，一个急转弯又上了新修的马路，车子停在了一个采油车间旁边，极目远眺，山梁上井架林立，路边，一辆辆油罐车又将原油运到炼油厂。原来，“广种薄收”的土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贫瘠的山梁已经变成富产石油的宝地。原来的山地，如今已经退耕还林，遏制了水土流失。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康家沟，乡亲们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我们。大家相互端详着、寒暄着、回忆着，仿佛又回到40年前。在知青的邀请下，胡增汉又唱起了当年的信天游，我们也激动得随着唱了起来，那高亢凄婉的歌声，久久在心头萦绕。
中午饭就不用多说了，乡亲们杀猪宰羊，把陕北最好的饭菜摆上了大席。西凤酒喝了一杯又一杯，家常话拉了一段又一段。饭罢，村委会安排我们到各自的生产队走访，我们二队的一行6人在乡亲们的簇拥下，走进了乡亲们的家。家里变化都很大，城里人有的一应俱全，不少家庭的孩子外出务工上学，家境更富裕的家户在小河对面盖起了二层楼。
二队认识的人不多了，他们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被子女接到县城居住。当年我们二队知青居住的窑洞还在，听说我们走了以后改成生产队的库房。我们在窑洞前伫立许久，追忆着当年的生活场景，又和队里的乡亲们在窑洞前合影留念。
参观完知青旧居，顺着垴畔往下走，来到生产队羊圈旁边的一孔破旧的窑洞前。我推开窑洞大门向里望去，脑海中浮现出一件往事。那是在1970年秋天，窑洞的主人刘德胜患了急性胃穿孔，一口口吐血，还没有来得及送医院就去世了。他婆姨在这窑洞没住几个月，说这个窑洞里“闹鬼”，就带着四个孩子搬到娘家去住了。后来，这个地方成了二队社员开会学习的地方。那时，经常传达“红头文件”和“最高指示”，会议一开就到了深夜。当时村里不少人相信“闹鬼”，说是刘德胜的魂儿回家了！这窑洞说来也真怪，一到外面刮风下雨的时候，窑洞里就发出“嗵！嗵！” 的响声，好像是有人在窑洞里踱步，而且风雨声越大这种响声也越大。我们知青是无神论者，当然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于是，我们决心要捉拿这个“鬼”。一天晚上，大风夹杂着大雨袭来，我们向谢队长要来了钥匙，打着手电进了窑洞，静心听着“嗵！嗵！”声又响起来。我和家平两人没有惧怕，而是顺着声音在漆黑的窑洞中寻找。响声是从窑洞的后掌里屋传出来的，摸到里屋有一面大土炕，炕上有一个投灶口，有6寸见方，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我让家平打着手电，我挽起袖口把手伸进灶口，往里一摸，一个瓦片卡在了灶口上方，因为灶口回风量大，致使瓦片左右摆动，敲着墙壁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而且风越大敲打的频率越快，越是夜深人静声音听得越清楚。原来，没有什么鬼，而是一个瓦片在作怪，这个“鬼”让我们捉到了。后来生产队在开会学习的时候，我把“捉鬼”的事情讲给大家，从此就再也没有听说窑洞“闹鬼”的事。
下了山坡，我们又到何支书家的“小洋楼”座谈了许久，他向我们介绍了康家沟的发展变迁，畅谈了今后的发展远景。欢迎我们以后有时间再来康家沟，带上婆姨、孩子共同领略第二故乡的飞速发展。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乡亲待我最情真乡亲待我最情真王升1969年2月初，离春节已经很近了，北京的市民已闻到了春节的年味，我们却收拾起行囊，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奔赴延安去插队落户。
一路上列车飞驰。越走，景色越荒凉，我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经过几天在火车与汽车上的颠簸，我们十几个知青在中午的时候，被安置在一条山沟的沟口，前来迎接我们的是生产队队长杜福喜。“学生娃可来了。”他叼着烟袋锅子，一边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同我们一一打招呼。
“队长，离咱村还远吗？”
“可远哩，得赶紧走，到家就天黑了。”队长的劲儿可真大。他捡了一个最大号的箱子背起就走，我们跟在他的后边。望着满眼光秃秃的山梁，山梁上，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放羊娃，目光呆呆地望着我们。当时，我心里想：这难道就是我们要待一辈子的地方吗？不知走了多远，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队长指着隐隐可见的窑洞说道：“到了前边那个村就是。”忽然，十几个娃娃，一窝蜂似地向我们跑来，热情地帮我们拿行李，簇拥着我们进了窑洞。窑洞里很暗，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还有一股怪味，这股味是从酸菜缸里散发出来的。炕倒是烧得暖暖的。还没等我们在炕上坐定，乡亲们就不住地问这问那，并端来热腾腾的油糕、米酒。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只有过年才能享受到的，他们却慷慨地拿出来款待我们。那缸酸菜是各家各户凑的，虽然不好吃，却帮我们度过了春天。通过和老乡的聊天，我知道我们的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在陕北属于中等自然村。老乡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来我们村可好哩，砍柴方便。”当时，我觉得我们来插队，又不是为了砍柴方便。生活了没半年，这才知道，烧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人常说“开门七件事”，这七件事里有一件与柴有关。尽管说砍柴方便，但要往回背，背回来还要劈开、垛好，麻烦着哩。
记得刚开始我们同社员一起出工挑羊粪，队长给我们装得最少，和当地女娃一样多，可我还是觉得非常沉重，压得肩膀酸痛，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我们也渐渐和社员们一样了，同社员下地干一样的农活，吃一样的饭菜。陕北的小米饭可真香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觉得农民真伟大，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从不抱怨。不知不觉，我在农村生活了三年，我同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三年，为我以后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遇到任何困难我都不怕，吃任何饭菜都觉得很香。记得，当年我们和老乡上山挖野菜，中午吃小米饭时，就着野菜和陕北特有的酸菜，把肚子吃得沟满壕平。记得有一次我病倒了，同学们都出工了，我独自躺在窑洞里，这时，忽然门开了，我们邻居大娘从外面进来，她手里端着一大碗纯白面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她说：“娃娃，快吃吧，发发汗病就好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村民们日常吃的是玉米面、高粱面，有时还吃糠和麸皮。大娘家的情况我知道，劳力少，孩子多，白面可金贵了，不年不节的舍不得吃。大娘拿自家的白面给我做了一碗面条，可真香啊，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碗面。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我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重节约粮食。有时与家人或朋友在外面吃饭，哪怕剩下半拉馍或半碟菜，我也会打包回去。因为工作需要，我经常和同事到外地出差，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由于习惯不同，很多同事会不适应，我却从来没有感觉有任何的不适应。有过插队生活经历的人，好像对生活没啥挑剔。现在，我已退休在家，每当我回忆往事，最难忘怀的依然是陕北高原的父老乡亲和那高亢嘹亮的信天游。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千里寻干妈千里寻干妈刘瑞北风呼啸着，掠过首都北京的上空。在刺骨的寒风中，穿着各式冬装的人们，急匆匆地走在下班的路上。
忙碌了一天的我，拖着疲倦的身躯才走进家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便响了起来。妻子拿起电话停了片刻，便有些激动地转过头来说：“快，你的电话，是陕北来的。”
我一把抓过电话：“喂，是奇虎吗？”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正是奇虎。
奇虎在电话中说：“你托我打问一个人的情况，现在有了着落。”30多年来，我一直在打问一个人的消息，这个人就是我当年在延安富县插队时认下的一个干妈。得知干妈现在居住在山东菏泽郓城小王庄村，我的心里很是高兴。
放下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30多年来，四处打问干妈的消息，现在终于打听到了。这一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不知道干妈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我决定明天启程去寻找干妈。
第二天，我向单位请了假，买好了晚上的火车票。妻子自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就没有消停过。她用了大半天时间买了好多东西，大包小包带了一大堆。
经过了10个多小时的车程，第二天早上9点多，我和妻子抵达山东郓城。一出车站，只见鹅毛般的大雪满天飞舞，大街小巷白茫茫一片，路上行人稀少，几辆出租车停靠在一个广场上。看到我们出来，司机们纷纷围上来招揽生意。我向司机询问：“去小王庄有多远？打车多少钱？”
一个瘦瘦的小伙子拉开车门对我说：“您上车，30公里50元，不多收您的。我家也在小王庄。”
我看小伙子是个实在人，就把行李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直奔小王庄而去。
开车的小伙子很健谈，从今天的大雪说到鲁西南的风土人情，从首都北京说到国外的都市。小伙子试探地问我们：“你们从北京来这里，是看朋友还是走亲戚？”由于下雪，汽车行驶得很慢，我就把当年如何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在插队其间又是怎样认识干妈，干妈走后，我又是如何寻找干妈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小伙子听完很受感动。他大发感慨：“你讲的事情太让我感动了，现在像你这么重情重义的人不多了！”停了一会儿，小伙子又说：“今天的车钱我不要了。就当我回家捎你们一段吧。”
“那可不成，车钱我们照付，只要你把我们送到干妈家就多谢了！”
由于雪天路滑，3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村边的一个破屋前，汽车停了下来。
司机姓吕，对小王庄的情况很熟悉。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很高兴和您认识，您记住我的手机号，有事情打电话。”说完，又指了指旁边的房子说：“你要找的干妈就住在这里。她的老头死了，现在只有老太太一个人。”
接着，司机小吕又对着虚掩的门大声喊道：“刘大娘，有人来看你来了。”
我轻轻地推开门，只见房间里光线很弱，靠墙角的灶台前，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佝偻着身子正在往里添柴。火光映出老人那布满皱纹的脸。
我大声喊了一声：“干妈，刘瑞来看您了。”
干妈一愣，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口里喃喃地说：“你是谁？你真的是刘瑞吗？”
“干妈，我真的是刘瑞啊，是您的儿子啊！干妈，您让儿子找得好苦啊！”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扑上去搂住干妈大声地哭了起来。
这时，干妈仰起头仔细地端详着我。当他看清了我真的是刘瑞后，顿时号啕大哭、老泪纵横。“哎哟！老天爷哟，真的是刘瑞来了，刘瑞看我来了。”
“干妈，就是我。是您的儿子来看您了。”
分别30多年，我和干妈在鲁西南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相聚了。屋外正飘着大雪。
半晌，干妈摸着我的头说：“好儿子，别哭了，到炕上坐。”
我扶着干妈坐到炕上，然后又指了指泪流不止的妻子说：“干妈，这是您的儿媳妇，秀杰。”
秀杰抽泣着，拉着老人的手说：“干妈，这些年您受苦了。”
“没有啥，没有啥，这都是命啊。”
我插队的那个年月，陕北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辛。尽管如此，但老人对我们这些知青都十分疼爱，在生活上精心照顾，彼此像一家人一样。后来，干妈的老伴死了，一个女人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光景过得十分苦焦。这时，正巧有个山东人，到陕北行医，干妈的老家也在山东，为了养活最小的两个儿女，老人就跟上这个老乡来到了山东。现在，女儿结婚到了青岛，儿子已经回到富县。前几年，山东的这个老头又死了，老人便孤苦伶仃地一个人住在这间破旧的屋子里。
在干妈家住了两天，看着艰苦的生活环境，我和妻子商量，不能让干妈再在这里一个人生活了，干脆将她接到北京让老人在我们身边欢度晚年。于是，帮助干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第三天和村里的乡亲们道别后，我们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回到北京之后，原来与我在一起插队的同学和朋友，听说我把干妈接到北京了，都闻讯赶来。杨向平、蒋娟娟、曹建、宋秀云、张文魁、尹德辉等十几个人，给干妈买了水果、点心、奶粉、衣服，纷纷前来看望干妈。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休息了几天，我带着干妈去民航总医院给她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老人除了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耳朵背外，其他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我给干妈买了些保健品，还有助听器。让老人家安心在我家住了下来。
干妈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原来蜡黄的脸上泛出了红晕，和刚来时相比，明显胖了许多。看着老人的精神越来越好，我心里特别高兴。
有一天，干妈把我叫到身边说：“刘瑞，在你家住了大半个月了，我想回富县看看。”
“您就在这住着吧，回富县干什么啊？”我说道。
“富县还有狗娃子他们姊妹几个，也不知道现在生活得咋样？”
“您放心，富县这些年变化大着呢，您别担心他们了，踏踏实实就在我这住着吧。我把您养老送终。”
干妈长吁了一口气，带着忧伤的口气说：“还不知道狗娃子他们还认不认我这个娘了。”
“他们敢不认，有我在呢，您放心。”我安慰着干妈。老人的眼睛湿润了。看得出，老人在痛苦的回忆中饱受着煎熬。
“干妈，您别难过，想回富县，我陪您去。”
经过我多次的电话联系，终于与干妈在富县的孩子们联系上了。2008年的夏天，我带着干妈回到了她阔别30多年的故乡。富县南道德后北沟村的村民，看着我将干妈接了回来，都感到十分欣喜。他们一股劲地说：刘瑞办了个大好事，让他的干妈能如愿以偿地安度晚年了。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一碗杂面一碗杂面马平安春节过了没多时，春耕就开始了。按民间的说法：“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时节不等人啊！为了把握好农时，自春耕播种以来，我们每天上工的时间提前了，傍晚收工的时间也推迟了。每晚回到知青点上，等吃完晚饭，都快到后半夜了。
晚饭吃得迟,大不了晚睡一会儿，可中午那顿饭就把人弄紧张了。社员们下工回到家里,婆姨早就把饭做好了，男人进门就吃，饭后还能躺在炕上歇会。我们可不行,下工回来，马上就动手做饭。男生们挑水、劈柴、烧火，女生忙着刷锅、和面、洗菜。尽管六个人忙活，可经常是眼瞅着饭快熟了，上工的钟声也响了。每当我们听到钟声时，心里又急、又气、又无奈！
为了不延误上工,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地吃些半生不熟的饭菜，应付一下肚子了事。久而久之，同学们体力下降,也明显地瘦了。不少社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时，社员们从他们的饭碗里省一点饭给我们吃。那时候的粮食十分金贵,社员们每年的粮食也就只能吃大半年，欠缺的部分只能靠洋芋和糠菜来充饥了。
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好意思吃别人碗里的饭菜呢！尤其是我这个人,好面子又自尊,肚子再饿也只好忍着；再加上我又是知青队长，我感到自己有一种责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得咬牙扛着，尽量别给队上添麻烦。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平地很少，除了村口有几十亩川地以外，大部分是坡地和山地。一天，我们在前川播种，晌午收工回到灶上，大家七手八脚地开始动手做饭。当我们把玉米面发糕放到锅里以后，有的人因为太累，竟靠着被垛睡着了；有的坐在门槛上打瞌睡，我和大明坐在灶口前，不时地往灶里添着柴火。眼瞅着锅盖的四周刚刚向外冒出热气，上工的钟声又响了，随后，就听见队长那洪亮的吆喝声：“噢，上工的走！”
听着队长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望着同学们疲惫不堪的样子，我掀开锅盖用指头按了一下发糕，只见被指尖按过的地方塌了下去，粘在指尖上的玉米面黏黏的，一点弹性也没有，显然发糕还没有蒸熟。
不能再等了，我的脑海里忽然想起李队长在春耕动员会上讲的话：“节气不等人……”我必须同社员们一起下地。想到这里，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柴棍在灶口的土灰里拨拉着。
“平安，你找什么？”大明好奇地问着。
“做饭之前，我在灶口里埋了几个土豆，想着下午出工前要是饭没做熟的话，吃上两个土豆也能管点用。”我一边说着，一边在土灰里寻找着土豆。
“呵，还真不少呢！”大明望着从灶口里捡出来的土豆，垂涎欲滴地说着。
我手里拿着两个热乎乎的土豆，对同学们说：“你们几个身体没我好，吃完饭再去吧。我顺便和队长说一下咱们的情况。”
大明一听就急了，对我说：“你老这样，身体再好也扛不住啊！”
望着大家体贴的目光，我一边嚼着土豆，一边对大伙儿说：“没事，我先吃两个土豆对付一下，实在扛不住了再回来吃饭。”
说完后，我大步流星地朝着饲养棚走去。
快走到饲养棚的时候，看见那里聚集着好几个社员,人们正忙着牵牲畜、领取农具，我急忙向前紧走了几步。
“咋就你一个人来了?”
“锅里蒸的发糕还没熟呢，大伙儿饿得够呛，吃完饭他们就来。”我一边和队长解释着,一边用手扛起一副铧犁。队长把牵牛的缰绳递到我的手上，我随着上工的人群朝村前那块坡地走去。
“嗬，从后面一看，还真像个地道的老农呢！”广如走在我的身后，幽默地和我打着招呼。
“广如又拿兄弟寻开心！论干农活你可是我师父啊，一会儿到了地头上，你可得给我帮帮忙啊！”
“犁地这活儿有啥学头，我看你上午不是干得挺好吗？”
“快别夸了，上午是李队长帮我把这套犁地的家什套在牛背上的，这一堆绳索看着就让人眼晕，我初来乍到，哪里会弄啊！”
“帮这个忙没问题，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一看就会。”
我们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地头，在广如和其他几个社员的帮助下,一会儿的工夫，就帮我把铧犁套好了。我牵的这头牛，是李队长专门为我选的，它通人性，干活不耍奸，我模仿着社员们的样子，跟在他们身后在坡地上学着犁地。
没想到扶犁是个费力活。随着铁犁翻开的泥土不停地滚动,我的鞋壳里灌进了不少土。社员们穿的是圆口布鞋，随手就能把鞋脱下来，将鞋壳里的土倒出来。我穿的是一双球鞋，鞋上系着带子脱起来很费事,大家扶着犁把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前走，只要一停下来就会影响后面的行进。无奈之下，我只好默默地忍着，尽管脚丫子咯得生疼，也只能等到休息的时候再说。
由于这些天一直没有吃饱饭,刚干了一会儿,我头上就冒出了虚汗。我随手将松懈的腰带紧了紧，心里暗暗地嘱咐自己：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千万不能让社员们小瞧了咱们这些知青。
干着干着，突然，我感觉有点儿头晕，随后胃也痛起来了，还不时地干呕，嘴里老想吐酸水，扶犁把的手也越来越不听使唤。我咬紧牙关，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分一秒地在坚持着。为了控制住左右摇摆的犁把，我弯下腰用胸口顶住犁把，然而，这种办法没过多久也不灵了。伴随着犁把越来越大的摇晃，眼前忽然出现了飞溅的火花，我好奇地看着、看着，突然，眼前一黑，仿佛坠入了万丈深渊。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躺在一块被阳光灼热的石板上，感觉后背暖暖的。
“先不要动！刚才我问过他们队的知青了，这娃已经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他是饿成这个样子的！”
听这声音，好像是贫协主席李大爷！我这是在哪儿啊？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强迫自己回忆着记忆中的一切——我不是在村前的土坡上犁地吗？怎么会躺在这里呢？我仔细辨认着眼前的一切。
这是一孔破旧的土窑,炕里边放着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旧棉被，窑壁上贴着两张旧年画。屋里最显眼的物件，要数立在窑掌的那个柜子。虽然窑洞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但是主人却把它收拾得整齐干净。
突然，我耳边传来了脚步声。
“爷爷,叔叔醒了。”李大爷的孙子宝娃，望着我大声地喊着。
那年，宝娃不到四岁，由于山区的天气一早一晚比较凉，虽然已经开春了，但宝娃还穿着一身棉衣，脚上穿的棉鞋。虎头虎脑的宝娃长得高鼻梁、厚嘴唇，圆圆的脸蛋被风吹得像个红苹果。让人感觉最养眼的要数他后脑勺上留的那条小辫子，小辫透出长辈们对宝娃的疼爱。
“李大爷,我咋到您家来了？”我躺炕上对李大爷说。
“哎呀,可算是醒了。可怜的娃呀！你没吃的咋不给我说呢？”
李大爷操着一口河南腔的普通话，慈祥地望着我。他一边埋怨着我，一边对宝娃他娘说：“赶快给这娃做碗杂面条。”
“爷爷,我也要吃杂面条。”宝娃听到爷爷的话，跑到李大爷的身边抱住了他的腿。
李大爷听到宝娃的喊声，低头看了一眼，慈祥地用手抚摸着宝娃的头，对他说：“我宝娃乖哩，懂事。”
李大爷说完，转身朝邻居家的大婶使了个眼色，示意她把宝娃带走。
宝娃被邻居家的大婶哄着，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窑洞。看着他满脸委屈的样子，我的心里十分难过。看着小孙子走出了窑洞，李大爷从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走到柜子前面，打开吊在上面的一把铜锁，掀开上盖，将头和一只胳膊伸进柜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布袋子，转身递给了儿媳妇，对她说：“赶紧给平安做碗杂面条吃吧！这娃一满饿得不行了。面条擀得薄一点，煮得烂一点，面硬了娃娃的胃受不了。”
那时的陕北十分贫穷，麦面很少。谁要是生病了，只能吃上碗杂面条。当我手捧着那碗热乎乎的杂面条时,心里说不上是感激还是愧疚。我望着李大爷慈祥的面孔，想起了远在京城的父母，想起从小就宠爱我的姥姥、姥爷。看着眼前这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人，我内心一阵酸楚，泪水顺着眼角流了出来，落到了碗里。我眼含泪水，吃着那碗有生以来感受最深、感到最香的杂面。在我的心里，它不是一碗普通的杂面，碗里盛满了一种人间的温情。这碗面不仅体现了陕北人民淳朴善良的品德，同时也凝聚着老区人民对北京知青的无限深情。我默默地将这份至真至诚的情感收藏在了心里，让它成为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份记忆。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一位老知青的情怀一位老知青的情怀佑文40多年前，卢卫东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最南端——宜君县五里镇杨沟村插队；30年前，卢卫东离开杨沟村回到北京。在这30年间，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变迁，无论人生遭到怎样的曲折，卢卫东都恪守着一个人生信条：不忘杨沟村，不忘那里的父老乡亲，他坚持每年都要回一次杨沟村。他说自己只不过身在北京，而“根”却留在杨沟村。
插队时结下的深厚情谊
1969年年初，年仅16岁的卢卫东和他的姐姐，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插队。他和姐姐被分到了当时属延安地区的宜君县五里镇杨沟村。
姐弟二人同时到一个地方去插队，这在知青中虽然有，但为数不多。时年只有16岁的卢卫东来到杨沟村之后，开始了劳筋骨、苦心志的艰苦磨炼，其间所经历的生活挫折、思想转变与绝大多数知青一样，所能讲述的插队故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要说有点意思的，还要数他第一次探亲回家在路途中的经历，从中似乎让人能窥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某一个侧面。
插队之后，卢卫东因为年龄小，时常想家。每次从地里劳动回来，往炕上一躺，便想到母亲。在北京时，放学回家一进门，母亲便将饭菜端了上来；现在，受上一天的苦，还要自己动手做饭，这对于一个年仅16岁的小青年来说，“家”的概念应该是一种温暖。
插队的第二年，卢卫东想回家探亲，可路费凑不够。一个“娃娃家”一年能挣几个工分，自己养活自己尚且困难，哪有余钱去回家探亲。到了第三年，马上要过春节了，卢卫东又想到要回家，这一次，路费依然没有，但有另外一名知青也要回家，于是，二人便商量用“扒火车”的办法，看是否能实现一次探亲之旅。
卢卫东与同伴从杨沟村出发，步行30多里路赶到县城，坐上了宜君开往铜川的班车，再乘车赶到了西安。二人在西安火车站花1元钱，买了两张站台票，乘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然而，到了渭南，他们就被乘务员发现，并被赶下火车。于是，二人只得再花1元钱，买站台票继续北上。就是用这种方法，他们先后在洛阳、郑州、石家庄等地被赶下了火车，尤其是在从郑州到石家庄这段路上，他俩扒上一辆运煤的火车。列车呼啸奔驰，寒风飕飕。两个年轻人扒在煤堆上，冻得浑身发抖。到了石家庄后，列车员发现他俩后，要把他们再次赶下火车。卢卫东和伙伴一再向列车员解释，称自己是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因没钱买票，才扒火车回家。遗憾的是，列车员并不相信他俩所说的话。无奈之下，卢卫东只好与同伴下了车，在石家庄的街道上溜达。饿得实在不行了，可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无奈，二人只好跑到餐馆去要饭。当晚，他们扒上了一辆开往天津的货车，然后又扒车才回到北京。从杨沟村出发，卢卫东和同伴前前后后经过了11天。
告别同伴后，卫东急匆匆地赶回了家。当时，他的头发像毡片，满身污垢，鼻孔、耳朵里都塞满了煤灰。当卫东敲开门，站在自己家门口时，母亲竟然没有认出他来。卢卫东眼含泪水大叫一声：“妈！”老人这时才认出眼前的这个小伙子正是自己的儿子。
卢卫东在杨沟村整整生活了10年。这10年间，他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半大小伙，成长为一个有思想、会思考、体魄健壮的青年。在与杨沟村的乡亲们共同生活的这10年间，他与村民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尽管他知道自己最终会离开这里，但他还想到：有朝一日，只要他有了能力，一定要帮助这个偏僻的村子实现脱贫，让村民们都过上好光景。1978年11月，卢卫东离开了杨沟村返回北京。1980年春节，作为曾在杨沟村插过队的知青，他第一个回到了杨沟村。从这一年起，每到春节，他都会回到这个他生活了10年的第二故乡过年。
难忘第二故乡
1978年，卢卫东返城之后，在北京长途汽车公司当上了一名汽车司机，不久后，他停薪留职，做起了皮鞋生意，几年下来，有了丰厚的资产。然而，富了的卢卫东没有忘记杨沟村的父老乡亲。1987年，他和姐姐卢志红带了十几万元的现金，想在杨沟村办一个砖厂，来帮助这里的群众脱贫致富。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程度难与现在相比，再加上其他原因，砖厂最终没有办成，还将卢卫东所带来的资金损失了一半。那个年月，那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呀！
办砖厂失败，并没有让卢卫东丧失对乡亲们进行帮助的拳拳之心。1998年，卢卫东把生意交给朋友打理后，再次带着资金回到了杨沟村。经过认真考虑，他决定利用杨沟村的自然优势，办一个生态养鸡厂，带动当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致富梦想。村党支部、村委会对卢卫东办养鸡厂给予大力支持。此后，卢卫东开始雇人建鸡舍，聘请技术员对招用的村民进行技术培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个颇具规模的养鸡场终于建成。后来，由于人员、技术及市场等多方面的原因，养鸡场又倒闭了，他想带领群众致富的梦想再次化为泡影。
68个孩子的“父亲”
几次失败下来，卢卫东损失了几十万元，而自己的皮鞋生意也逐渐萧条。但是，他帮助杨沟村群众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并没有变。与之前不同的是，卢卫东没有再回到杨沟村建厂，而是选择将山里的村民带到北京来打工。第一个被他带到北京的小伙名叫欧友谊。小欧起初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修理工。由于他人聪明，又能吃苦，很快就得到了修理厂老板的青睐。经过十多年的打拼，欧友谊不仅成了一个技术娴熟的汽车修理工，而且自己在北京也办了一个汽车修理厂，当上了老板，购买了两处住房，并在北京成了家。欧友谊的成功让卢卫东意识到：帮助杨沟村村民拓宽就业门路，不正是帮助他们致富吗？此后，卢卫东陆陆续续从杨沟村和周围的村子，先后将68个山里娃带到了北京，帮他们找工作，提供吃住。
如今，这些山里娃，有的做了生意，有的当了司机，有的当了保安，有的在饭店当服务员，其中一些人还在北京成了家。每逢节假日，这些孩子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卢卫东家里相聚。他们有什么困难、困惑，都会向卢卫东倾诉；有的孩子生病了，卢卫东和妻子到医院去陪护。在杨沟村村民的眼中，卢卫东就是68个孩子的“北京父亲”。
外人对卢卫东为杨沟村几十年来做的这些好事不太理解。不用说别人，就连他母亲也常念叨说：“那个地方究竟有多好，让卫东几十年来，每到春节就撇下我往那儿跑。”卫东知道母亲的心事，于是，在2005年，卢卫东专门开着车，带着母亲和家人来到杨沟村，村民们热情地接待了卢卫东一家人。
乡亲们向卫东的母亲历数着卢卫东多年帮助他们办的一件件好事、实事。母亲听完之后，这才明白卫东与杨沟村的父老乡亲结下的这份情意了。她对卫东说：“你干的都是好事。为了这里的老百姓都富起来，你干啥，妈支持！”据统计，30年来，其他不说，光卢卫东从北京到宜君来回路上的花费就有20多万元。
一位朋友劝他说：“你年龄也不小了，杨沟村还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你能管得过来吗？村里还有那么多人生活困难，你能帮助他们解决吗？”听了朋友的话，卢卫东笑着说：“我在杨沟村生活了整整十年，尽管我在那里吃了苦、受了罪，但正是那些坎坷和磨难锻炼了我，使我感受到人间真情的可贵。我不后悔我的选择。只要有机会、有能力，我会继续为杨沟村的乡亲们付出。”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未了的情无言的爱未了的情无言的爱彭嘉英安桂湘唐人孟郊有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以“春晖”来比喻慈母的恩爱，再恰当不过。那是经历过严冬的人，最能感受到春晖的温暖；那是不知乡关何处的游子，最能感念母爱的深沉。自退休之后，喜好披览闲杂书籍，每次读到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我便会想起插队的岁月，想起陕北的山和水，想起与陕北父老结下的割不断的情缘。
我俩在插队之前是同班同学，插队之后，又分到一个生产大队——延安县临镇公社义家塬大队。这里是延安县的南部塬区。说是塬，实际上是一个梁峁相嵌、沟塬并存的偏僻之地。不过在延安来说，只要地名带一个“塬”字，地理环境和生产条件相对要比山沟里好，起码一年能收一茬麦，在吃喝上也比拐山沟里强。
我们刚到村上的时候，先认识的是生产队长和我们的房东。房东姓李，叫李新敬，他爱人叫许花琴。他们是逃荒流落到任家塬的。记得，我们有时替许大娘写家信，她娘家的具体地址是：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桐寨铺。河南人口多，经常遭荒。冯小刚将刘震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温故——一九四二》，讲的就是河南发生的灾荒。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也发生过好几次蝗虫灾害，灾害使中州大地赤褐一片，颗粒无收。许大娘就是在上一个世纪50年代一次灾荒中背井离乡的。那一年，许多河南人背着花格子粗布捆成的包裹，拖儿带女，一路颠沛流离。在逃荒的途中，有人辗转于沟壑之中，有人不知所终。大娘一路讨饭，一路向西走。当时，他们的小女儿出生才几个月，模样长得俊俏，十分讨人喜欢。在逃荒的路上，有许多好心人要收养大娘的小女儿，大娘舍不得。她说：我们娘俩再苦再难，也要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就这样，她们辗转来到了延安，十几年后，又成了我们的房东。
插队生活，五味杂陈。对于少小离家的知青来说，“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磨出两手老茧，炼出一副铁肩”，这些充满豪情壮志的语汇，知青们不仅耳熟能详，而且成了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对于“苦心志、劳筋骨”，我们似乎早有思想准备，而对于“饿体肤”，我们好像准备不足。当时，知青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刚插队的第一年，吃的是供应粮，每月几十斤，只能吃20多天；后来，按工分分粮，分到的原粮去壳除皮，也所剩无几，因此，吃不饱饭似乎成了知青们的一种集体记忆。对于我俩来说，吃不饱饭除了粮食短缺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家教所养成的一种习惯。吃饭要讲礼让、讲吃相，要细嚼慢咽，不能吧咂出声响来。这样一来，舀起第一碗饭刚吃完，回到窑里舀第二碗时，只剩下盆底的一点稀汤。少吃一顿两顿，倒也没啥，可时间长了，人就饿得有些撑不住。作为房东，许大娘从窑里出来进去，把这种情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她隔三差五地给我拿一些煎饼、米黄和玉米面发糕让我来充饥。后来，大娘干脆提出让我到她家入伙吃饭，起先，我有些不好意思，可经不住大娘三番五次地催促，我就到大娘家入了伙。当时，农村的饭菜十分简单，多半是玉米和其他杂粮。许大娘心细，做得一手好茶饭，经常给我们调剂花样，粗粮细做。那年头，一天能吃上一顿热汤面就算是好光景了。当时，我们还年轻，不懂得人情世故。其实，许大娘家的生活也十分困苦。她上有一个70多岁的婆婆，下有五儿三女，全家老少十一口人的吃饭、家务、衣服的缝补洗浆，全靠大娘一个人来操持。大娘家中的家务活本身多，再加上我们入伙吃饭，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尽管这样，大娘还是一门心思来精心照顾我们，有时还给我偏吃另喝。过上一段日子，大娘给我烙一次烙饼，不仅让我们吃饱，临走时还让我带上。当时的陕北农村，吃饱饭尚且困难，花钱买盐、买点灯用的煤油，给孩子扯布做衣服，全靠养猪和养鸡。鸡下了蛋，大娘家舍不得吃，就连她家最小的孩子想吃一个鸡蛋，大娘也舍不得给。她将鸡蛋攒起来，到供销社换成钱。可每次，她都要留下一些鸡蛋给我们吃。有时，我们生病了，大娘便心疼地来探视，转过身，就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片，上面还卧着两个荷包蛋。吃着大娘送来的饭，心里除了感动，还有愧疚。我与大娘不沾亲、不带故，她将我们视为己出，其情其意，让人感到无法偿还。
大娘说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她见了我们不叫名字，总是喊一声“娃儿呀”！就在这种呼唤中，我们渐渐地成熟了，懂得人情世故了，体魄也健壮了。这样温馨的日子过了两年多，我招工离开了大娘家。离别的那一天，大娘和我拉了许多话。她千安顿、万嘱咐，要我出去努力工作，照顾好自己，有空常回村里来看看。
古语云：一饭尚铭恩，何况大娘对我的百般照顾，从一粥一饭、到一丝一缕，将慈母般的情和爱全都给了我，我怎么能忘记大娘的厚爱和恩德。自参加工作后，每有空暇，我都要回村去看望大娘，我与大娘一家人结下了割舍不断的亲情。我工作单位的同事，都知道我在农村有一位大娘。我在延安上党校时，大娘曾来看望过我。我工作的单位在富县。大娘为了看我，她从临镇起身，倒几次车，才能到达我工作的单位。每次来，她总要带许多东西，还一股劲地说：“你成家了，花销大。大娘带的这些土特产让你们尝尝。”我调回北京后，与大娘的来往没有过去方便，但每次回到延安，我第一个要见的人便是许大娘。每年在春节前夕，我都要给大娘寄点钱。钱没多少，表达的是我们的心意。
我与许大娘从1969年相识，直到2011年大娘去世。在40多年间，我们所结下的这份亲情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大娘的儿孙身上。我与爱人安桂湘是同班同学，又在同一个生产大队插队，招工之后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又共同认识了这位可亲可敬的许大娘。这是一种缘分。缘分经过岁月的沉淀，就升华成一种亲情。
今年，是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45周年。现在，老知青们大都退休了。有时，几个“插友”遇到一起，在交谈中，大家好像有一个共同感觉，这就是：越上年纪，对那段艰苦的插队生活就越怀念。有时，我和桂湘也在一起说：人很怪，将在一起欢笑的往事都忘记了，却把在一起哭鼻子的事记得那么牢；将喜庆的时光都忘记了，却将在一起受苦受累的日子记得那么清楚。说着说着，我们又从这位大娘说到一位大叔。如果说，我们对大娘有一种未了之情的话，那么，我们又从大叔的身上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爱。我们所说的还是插队期间的事。好像是1970年的冬天，公社抽调我俩绘制“战备图”。当时，中苏交恶，一年前曾在珍宝岛上干了一仗。当时有一句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绘“战备图”就是战备。要绘好这个图，我们拿着公社出具的介绍信，走到全公社任何一个村庄，凭着介绍信，就会有人来协助我们工作，解决我们的吃住问题。当时，每走到一个村子，就由村上安排吃派饭，每人每顿交四两粮票两毛钱。一般来讲，生产队给哪一家派饭心里都有数，会将家庭生活条件好一些、卫生条件好一点的家户作为派饭点。那一天，我们到了姚家坡大队，中午吃饭时，我们被派到一个社员家里。这家人的家里很整洁，窑里院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们走进窑里后，发现窑里只有一位中年男子，看上去有50来岁。我们进门叫了他一声大叔后，就坐了下来准备吃饭。大叔也没有和我们有过多的言语，他看着我们只是笑一笑。陕北人大都是这样，不会花言巧语，不会说客套话，但对人特实诚。不一会，大叔就将饭端了上来，是干捞面。这种饭在当时的农村来说，算是上等的好饭。要吃一顿纯白面的干捞面，只有逢上四令八节，或是招待尊贵的客人。大叔将面端上来之后，随即又端上来四个小碟：一碟盐面，一碟辣子面、一碟酸菜、一碟油泼韭菜。我们将这些佐料和小菜分别拨进碗里，捧着碗就吃开了。没想到，第一口吃下去，觉得味不对，有一股膻气。我俩都着不得羊膻。可这一筷子挑下去，羊油泼出的韭菜已经和面搅和在一起，便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等吃第二碗面时，我们光拨了其他三碟佐料，而油泼韭菜动也没动。怕大叔看见我们吃饭还挑三拣四，我俩互相对视了一下，没说任何话。我们吃着饭，大叔蹲在地上吸着烟。临走时，大叔给我们笑了笑，这就算和我们打过招呼了。
晚饭依然安排在大叔家。我们一进门，就能看得出，大叔在门口等待我们多时了。饭同样是干捞面，同样是四个小碟，可我们再也没碰油泼韭菜。这时，蹲在地上吸烟的大叔站起来说：“把油泼韭菜调上。我不知道你们不吃羊油。中午的韭菜是羊油泼的，有膻气；这是清油泼的，没膻气。你们慢慢吃。出门在外不容易。”说完，他又蹲下来吸烟，眼睛朝着窗外，看着院子里有一群鸡在啄食。
这是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却莫名其妙地在我们心中藏了40多年。淳朴厚道的陕北人，话不多，但心里啥都明白。在大叔家吃的两顿饭，给了我们人生一个启迪，这就是：要善解人意，要多做少说。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年夜饭年夜饭李鹏40多年来，每逢大年三十，与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年在甘泉插队时吃过的两顿年夜饭。
1969年2月，我们六个北京知青来到甘泉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插队。陕北一进入腊月，过年的气氛便一天浓似一天。家家户户都忙着打扫窑洞，换窗户纸，贴对联。窑洞的脑畔上、院子里的柴堆上和山峁峁都覆盖着厚厚的白雪，闪着刺眼的光，映照在村里人憨厚的笑脸上。劳累了一年的人们就要迎来他们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而我们几个“北京娃”也即将在这个小山村度过平生第一次远离父母、远离都市的春节。
也许是乡亲们怕我们孤独、想家，几天来，不断有村干部和老乡到我们的住处来嘘寒问暖、拉家常。大队还专门派妇女主任帮我们准备年茶饭。队长家的那条大白狗也不住地围着我们转来转去，一个劲儿地摇摆着尾巴，好像有意在安慰我们。
除夕夜降临了，天空依旧飘着雪花。有几家村民按照队里的安排，把我们几个分别拉到自家去吃饭。我去的那家主人叫任全世，是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他当过兵，复员后回家务农。他把我让进院子后，冲着窑洞喊起来：“快出来，来贵客了！”随着窗纸上人影的晃动，窑门“呼啦”一下子打开了，跑出两个半大不小的男孩，拉着我就往窑里走。老任的婆姨笑眯眯地忙拍打着我身上的雪花儿，把我往窑里迎。
炕桌上早已摆满了油馍馍、炸油糕、炖猪肉、大烩菜、黄米饭，还有一陶罐儿米酒。老任和我鞋也不脱，盘腿坐在炕里头。炕烧得热热的，大人、娃娃围坐在炕桌边儿。老任借着油灯放射出的光亮，一个劲儿地往我的碗里夹菜，还把米酒倒进两只大海碗里，让我和他一口干掉。那米酒稠稠的，像是玉米面糊糊，但喝进嘴里酸甜酸甜的。我和老任一碗接一碗地喝着，喝了一会，酒劲渐渐上来了，我的脸红得就像窗户上贴的红窗花。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他家里的人，没有了主客之分。老任说：“你们北京娃才十几岁，就来到咱这穷山沟沟里受罪，不容易呀。”
陕北人实诚，话少，为人做事十分厚道。老任尽管在外闯荡过几年，但还是陕北农村人的秉性。他一股劲地让他老婆满碟子满碗地往上端，我俩一股劲地喝着酸甜可口的稠米酒。外面大雪飞舞，窑里暖意融融，一直到深更半夜，这年夜饭才算吃停当。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村里的男女老少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扭起了秧歌。他们或许是在企盼用震天的锣鼓声驱走贫穷，用多姿的秧歌舞迎来好年景。而我们这些不谙世事、刚刚步入社会、跃跃欲试要“改天换地”的知青还沉浸在“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浪漫情绪中，沉浸在昨晚“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头坐”的喜悦回味中。
可我哪里知道，除夕夜的一桌酒饭，不仅是老任一家特意为我备下的，也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吃到的一顿最丰盛的饭。他们倾其所有，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甚至还借钱买肉来招待我，就是为了让我吃好、喝好，不想家。
1971年底，我被分配到甘泉县城关小学实习，放寒假的时候，我没回北京，决定一个人在甘泉这个有“美水之乡”称号的小城里过一个春节。
城关小学的教导主任名叫王进兴，他鼻子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表情总是带着愁苦，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的家境也的确贫穷，一群娃娃都没有成年，婆姨还有病，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除夕这天一大早，王主任就隔着窗子对我说：“今天晚上哪里也别去了，到我家来吃饭。”我不愿意给他添麻烦，便委婉地推辞了几句。王主任见我推辞，便用一种不待商量的口气说：“你一个人不容易。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过年。天黑我来接你！”王主任的话深深感动了我，我无法再拒绝。
在王主任家的炕桌上，照例摆着陕北人传统的年茶饭。油糕、油馍馍、炖肉，七碟子八碗，摆了一炕桌。王主任和我盘腿坐在炕边，互相敬让着喝酒、吃菜。窑洞里热气腾腾，王主任和婆姨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招呼我要多吃点儿。透过散开的水蒸气，我环视着窑洞里的四周。突然，我的目光落在三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娃娃身上。只见他们站在窑洞的一角，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的饭菜，眼睛露出饥饿的神色。看到这一幕，我夹菜的筷子一下子停在半空僵住了。大男娃见状，不好意思地拽拽两个弟弟的衣袖，冲我说：“叔叔，你吃呀，快吃呀，我们不饿。”
“让娃们一起吃嘛! ”我向王主任说道。我明白，这是一句带有客气和自我安慰的话。话是说了，但我的心里难过极了。
“去去，出去耍，等一阵儿你们再吃。”王主任轰赶着三个娃，又转过脸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娃们不懂事，娃们不懂事。”此时，我只觉得眼里发热，鼻子发酸。
我在城小实习的时间虽然不是太长，但我知道，王主任家的生活十分困难。他和婆姨娃娃，一年到头也尝不到一点荤腥，但他为了让我过年不孤单，竟借钱打酒、买肉来招待我。
我在甘泉连插队带工作总共待了11年。11年里，我学会了思考，有了一种平民视角，有了一种平民情怀。岁月如流水，除夕年年有。可不知为什么，我这大半辈子，老是忘不了在甘泉吃过的两顿年夜饭。老任、王进兴主任，以及他们的家人和那透着温暖的窑洞，总在我心中萦绕。有一天，我们老哥仨再能盘腿坐在陕北的热炕上，吃上一顿年夜饭，那该有多好啊！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乡下来客乡下来客刘蕴秋我在延长县插队两年后，被招工招在了延安大修厂，在厂里当了近7年工人。在这7年间，我与村里的老乡有着密切的来往。那时，延安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延长到延安，算得上是出远门。因此，有老乡路过延安找我时，我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
最早来找我的是福儿，他是出外当民工路过延安，正赶上吃中午饭。当时，厂里食堂的伙食极差。福儿来的那天，食堂里只有两个菜，一个是萝卜炒土豆，另一个是凉拌洋白菜。那个萝卜土豆炒得极难吃，既没颜色又没味，烂乎乎的像剩菜；那个凉拌菜还凑合，焯过后还绿绿的，有股酸辣味。
我认为那个拌菜比炒菜要好吃。可是吃饭时，福儿光吃那个炒菜，基本不动那个拌菜。我问他：“这个凉菜挺好吃的，怎么不见你吃呀？”福儿说：“那是拌菜嘛。”他又指着炒菜说：“这是炒菜。炒菜是用油炒的，总比拌菜好吃嘛！”我知道了缘由，便劝他说：“那你就多吃炒菜。”他客气地说：“你也吃，你也吃。”看他吃得很香，我心里一阵难受。老乡们太恓惶了！这么难吃的炒菜，居然还说好吃！只有肚子里过于缺乏油水的人，才觉得炒菜好吃。
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两个人，是村里的两个老汉。说是“老汉”，其实也就50多岁。那时的农村人不经老，一过50岁，人的老态就出现了。这两个老汉好像是来延安看腰腿病。俩人一高一矮，高个的外号叫“三道弯”，当然，那是村里人给他起的绰号，我可不敢这么叫他，人家是上年纪的人了。
两位老汉对我说：“一满没进过工厂，带我们转转，见识见识。”那天，我上夜班，正好白天有时间，便带着他俩到各车间去转了一转。
两位老汉走进车间后，眼睛有些不够使，看什么都新鲜。铸工浇铸刹车鼓模型，钢花四溅，二人看后不由惊叹：“咦！这活危险哩！”看到下一个工序，见到工人们正清理浇铸成型后的铸件，又赞叹说：“咦！这么快就做成了！”
那段时间，食堂里经常吃的是高粱面饸饹。饸饹是用机器压制的，我们称之为钢丝面。这种面又涩又硬，胃口不好的吃了很难消化；炒菜几乎不见油水，跟白水煮的差不多。见两个老汉来了，我事先用煤油炉给二老煮了一锅大米红芸豆粥，那是我探亲从北京带来的。我又从食堂买回两份饭菜来招待客人。室友为方便我们拉话，到别的屋子去吃了。我给二老每人盛了一大碗红芸豆粥，稠乎乎的，散发着香气。二老吃得很高兴。“三道弯”边吃边对那个老汉说：“咱种了一辈子庄稼，还不晓得这是什么豆子。”那个老汉说：“是哩，是哩，一满没见过这种豆子。”
两位老汉在我那里待了近一天，聊了不少村里的事。傍晚，他们说要走，我问这么晚了住哪里？说是住亲戚家。晚上我上夜班前，将两位老人送到了厂门外。
第三个来找我的是牛儿，他是上午来的。他一见到我就说：“修完路准备回家，天不明就上路，走了百十里，累得太太哩。”我说：“你先吃午饭，吃过后，就在我的床上歇一歇。”那天正好宿舍里几个人都上白班，我对牛儿说：“你睡你的，下班我叫醒你。”他说：“好！”看来他真的是太累了，出民工两个多月，工地上的伙食不好，活又重，他变得又黑又瘦。
吃罢了午饭，他倒头就睡，直到我下班回宿舍，他还没睡醒。我叫醒了他，告诉他该吃晚饭了。后来的事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晚我睡觉时，半夜感觉身上有虫子在爬，开灯一看，是个虱子，慌忙再找，又找到一个。第二天，我晾晒了被子还用开水烫了一下床单。
第四个来找我的是郭管子，他也是去出民工。他一见我就说：“麻烦你给我找个地方，我要住一晚上。听人说明天延安有空军来跳伞表演，说什么我也要看一看。”当时，我们也接到通知，说有新疆军区的空军来表演跳伞，全厂放假一天。郭管子在我那里吃过饭后，我去男生宿舍给他找住处，有一个男生探亲回家了，床正好空着，跟那个宿舍的人说好后，当晚，郭管子就在那床上睡了一宿。
第二天，郭管子跟着我们，去了跳伞表演场地。那是在延安机场东边的一大块麦田里。那次表演非常精彩，飞机一架架从机场起飞，又用汽车循环着把跳过伞的伞兵拉回机场，尔后再飞回来。飞机飞到上空后，伞兵们一个个从空中落下，他们有的在空中挥舞彩带，有的在空中摆出一个多人拉手的造型，跳伞形式各异，花样百出，且男兵女兵都有。尤其是伞兵们所用的伞都是专用伞，色泽艳丽，非常好看。霎时间，麦田上空绚丽多彩，伞兵们落在离哪片人群近的地方，哪片人群就发出嗷嗷的欢呼声，人人都像小孩子。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跳伞，我高兴，更为郭管子高兴，我知道他也在人群中跳跃，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最近，我在北京知青网论坛上看到一位插友2006年回村的照片，我竟在照片上看到了牛儿和福儿。他二人都老了。尤其是牛儿，已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从福儿的大眼睛上，还能辨认出他当年的模样。听这位插友说，郭管子已不在人世了，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因为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想来，本文中提到的那两位老汉恐怕也已归了道山，我愿他们在天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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