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增就这样被定为富农。因家里人口较多，田地和房屋都保留住了，已算是万幸。但是，扣在他身上的富农成分的帽子，却让他一直抬不起头来。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发展农业生产力，国家又开始了走合作化的道路。
张金增因为成分不好，在村子里一直受人歧视。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心读书，他想靠自己的勤奋，改变别人对他的看法。于是，他刻苦用功，终于考上了五华县初中。那时县初中很难考，整个郑塘大队没几个学生能考上。但张金增考中了。
考上初中的张金增更加用心。但是，他很害怕回家。平时住在学校。一到放假，他就愁得要命。因为一回去，村里人看他的目光都是鄙视的，因为他是富农。他想了个办法，不回去，留在学校。于是他向学校的领导要求，利用假期帮学校做工，只要管饭，不要报酬也行，学校同意了他的要求。学校每学期，都要利用假期修课桌板凳。张金增就帮木匠打下手。这样，尽管没有报酬，但他是很开心的。因为不用回到村里受人欺负。
然而，张金增越是不想回到村里，村里就越是要找他麻烦。
有一天，村里派了两个人来到学校，不由分说，就把他往回拖，要他回去。张金增不知是什么事，不肯回去。然而，来的是村里的两个大男人，一入架住张金增的一只胳膊，硬是把他拖回了村里。
晚上，劳动了一天的村民，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了每日一次的评工分——按照劳动力的大小，给每个社员记工分。工分的事结束了，张金增被人拉到屋子中间，开始接受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教育。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问：“张金增，现在学校放假了，你跑哪里去了？”
张金增答：“在学校帮助做工。”
问：“你为什么不回来参加劳动？”
张金增答：“我在学校一样的参加劳动。”
问：“你知不知道你是富农分子？你过去剥削我们，现在还要我们劳动给你吃吗？低头！”
张金增答：“我年龄这么小，怎么会剥削你们。我在学校劳动，是想自食其力……”
虽然张金增家的成分被划分为富农，但是，他的父亲早已去世，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四个哥哥。张金增年龄最小。哥哥们早就成了家。只有他还未成年，就临时住在大哥家里，和大哥一起生活。生活很艰苦，一家十一口人，挤在五间房子里。大哥听人说弟弟被村里的贫下中农再教育，立即赶过来，拉着张金增给大家赔不是。唯唯诺诺，说小孩子家不懂事，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教育，一定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就这样，张金增被大哥强行拉回家。这就叫“办班”。这样的办班，实际上就是合法的批斗、挤兑。这个生产队，那时一共有280多人，一共有八个姓氏，如李、钟、覃、张、王等。那时有一个很坏的风气，就是姓与姓之间，形成了帮派体系，大姓欺负小姓。这种批斗会毫无原则可言。大姓人多力量大，而他们张家，是个小姓，就成为村里人欺负的对象。正好划的成分又是富农，那些大姓人氏就有了欺负张家的合法理由。
还有就是，很多人的子女没有考上县初中。这也是他们恼火的原因之一，就把这团火，发在了考进县初中的张金增身上。
若干年后，发生了一件事，张金增从此远走他乡。
比张金增一家更倒霉的，畲上村里还有一户人家，蔡姓。这户人家很不幸，成分被划分为地主。地主是什么？地主就是比富农拥有更多的土地、剥削贫下中农的罪行比富农还要深一级的那部分人。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拥有相当一部分土地，雇人来干活，或把地租给别人耕种，收取地租。
在那个年代，地主、富农分子，在广大贫下中农充满仇恨的眼里，如同蔫叶一般。平常走路，都要低着头，前面路上有人走过来，地主或富农要退让到一边，双手垂立，等人走过去之后，才可以继续走路。这种现象，不只是针对地主或富农的主人，还针对他们一家老少。于是，有一天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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