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城市研究相关领域的发展趋向看，学者们的研究焦点逐渐从对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与功能的研究转向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多元动力的研究，城市空间生产以及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包括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
　　《中国土地与住房研究丛书：城市边缘区空间生产与土地利用冲突研究》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政府、企业、社区组织间的社会互动为线索，探讨制度变迁与生产方式变革背景下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以及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社会行动者基于土地利用的各种社会冲突及其整合机制。书中以广州市海珠区为例，通过对建国前、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以及转型时期三个时段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生产机制、土地利用冲突的类型、冲突治理机制的研究，探索意识形态、制度规则、社会构成、经济结构等要素对城市空间生产的影响，探索政府、企业、社区组织自身角色职能的嬗变以及相互关系转变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同时，从社会-空间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探索城市空间的扩张与重构等物质景观变迁对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成员关系的反作用。
　　《中国土地与住房研究丛书：城市边缘区空间生产与土地利用冲突研究》适合人文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资源管理等学科的科研工作者，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城市规划、城市开发及城市管理实务从业人员，以及对城市土地利用问题、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等感兴趣的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等。

　　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三位一体的“单位”是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是国家对地方、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控制的基本工具。单位一方面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另一方面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域。在单位制度下，单位就是国家的替身，被赋予了全面管理单位成员的职能和全面负责单位成员生活的义务，由此便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单位组织体制。在单位体制下，各种行政化的“单位”组织是联系统一的国家权力和众多分散的社会成员之间唯一的中介。单位通过将经济控制权力和国家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从而像国家对单位的控制那样，实现对个人的控制。单位对个人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国家权力的延伸；个人对单位组织的服从，同时即是对国家的服从。
　　城市规划既是一项技术工具，也是一项政治工具，对城市空间的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存在的目的只是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空间落实，是政府意志的体现。在国家、社会、个人利益高度统一于单位的现实条件下，单位成为政治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而城市规划则成为这种资源配置的工具。在“文革”期间，城市规划受到政治冲击而几乎无所作为。5.2.2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行为特征
　　（1）重视空间的使用价值而否定空间的交换价值：土地和住房实现了公有化，退出了商品流通市场
　　列菲弗尔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借用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概念来分析空间问题。他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意味着私人财产和国家对空间的政治统治的终结，这意味着一种转变，从（私人）统治到（集体）占用，注重使用而不是交换”。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土地收归国有，城市土地供应采取行政划拨的形式，用地单位不必支付任何费用。而城市住房改由国家投资建设，属于公有财产，被无偿或近乎无偿的分配给职工使用，居住者只是住宅的租户，住房不再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自1949年以来，住房一直被当做是一种耐用消费品，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商品。所有的城市住房都由政府提供，分配住房本质上只是提供住所，而不等同于其他任何投资。自1958年开始，国家就不鼓励城市居民私人建房，城市居民用房由政府和企业分配，结果，中国城市住房总量中，私有住房比例由1958年的48.2％下降到1990年的17％（顾朝林等，1999）。住房不再是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商品，而改由国家分配，不受市场调节，房地产市场被取缔。
　　（2）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导致城市空间的盈缩或存废
　　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因此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波动，特定城市空间的生产会出现存亡断续，城市空间出现盈缩或存废。比如，区街工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区街工业（区街办工业）经历了从弱小到强大“三上两下”的发展过程。1958年，海珠区各街道召集闲散居民因陋就简在城区见缝插针建立厂房，办起了生产小组（生产作坊），为国营工厂提供加工服务。但随着1960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区街工业出现全面萎缩，工厂解体，职工失业，影响了社会安定，造成大批市民偷渡香港的风波。于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各行政街道于1963年办起了劳动服务站，再次把闲散居民组织起来，进行加工生产和维修服务。为了避免区街工业影响国有经济的发展，广州市制订了《广州市街道劳动服务站试行章程》，明确提出不准服务站的生产专业组在银行开设独立账户，不准服务站同国营和合作单位争原料、技术力量和市场，不准服务站搞制造性和商品性的生产，不准站员个人收入超过国营和合作单位同工种、同技术、同劳动条件的工资水平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区街工业被扣上“与国营企业争原料、技术力量和市场”、“挖社会主义墙脚”等帽子，以封、撤、并、改的方式进行整顿。转机出现于1970年5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印发了《关于整顿巩固和发展广州市街道工业的意见》，指出巩固和发展区街工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为海珠区在近郊建立了工业小区。1975年，广州市革委会提出逐步将区街工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1984年10月，广州市政府制定了《广州市城区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给区街工业在经营、分配等方面较多的自主权。1987年，广州市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强区街工作的决定》，提出广州市发展工业应实行以国营企业为主，区街工业和乡镇企业并重的战略，为海珠区划拨了工业用地，补办了一批历史用地，对促进区街工业稳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区街工业发展过程中崛起了南华西街这一全国知名的“两个文明号建设”先进单位（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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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2 基本概念界定
1.3 研究设计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2.1 国外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研究
2.2 国外土地利用冲突管理的机制与策略
2.3 国内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2.4 国内土地利用，中突管理的机制与策略
2.5 小结

第三章 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
3.1 城市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分支
3.2 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3.3 权力空间与空间中的权力运作
3.4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
3.5 城市与地方治理理论
3.6 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总结

第四章 近代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4.1 晚清时期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4.2 民国时期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4.3 近代城市空间生产的总结

第五章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5.1 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建构
5.2 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主要特点
5.3 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机制与模式
5.4 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与局限

第六章 转型时期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6.1 转型期的城市政治经济体制转型
6.2 政府主导下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6.3 市场主导下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6.4 社区主导下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
6.5 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的运作机制
6.6 转型时期城市空间社会生产的理论总结

第七章 城市空间社会生产进程中的土地利用冲突
7.1 城市建成环境空间重构的土地利用冲突
7.2 城市生态空间建构中的土地利用冲突
7.3 城市流通空间扩展中的区位冲突
7.4 城市边缘区社会一空间转型中的征地冲突
7.5 城市空间社会生产视角下的土地利用冲突

第八章 土地利用冲突的治理与整合
8.1 土地利用冲突的影响因素
8.2 土地利用冲突的协同治理机制
8.3 土地利用冲突的社会整合机制
8.4 土地利用冲突的空间整合机制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