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贾植芳先生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事了。记得那天他与复旦中文系几位年轻的老师来上图查阅巴金的资料，由我接待了他们。一见面他就说：“我是贾植芳。”听了“贾植芳”三个字，我顿时一愣。这时在旁的一位老师悄悄地告诉我，他刚被解除监督劳动，现在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图书资料员，头上仍戴着一顶“胡风分子”的帽子。这是我第一次与贾先生见面。原来大名鼎鼎的“胡风骨干分子”却是一个精瘦的小老头！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80年贾植芳先生终于获得平反，重返工作岗位，并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他复出时已年逾六旬，但他以充沛过人的精力完成了由其主持的几个重点课题整理项目。如巴金研究资料、外来思潮、理论、流派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和影响，以及闻捷研究专集等。在以后四五年的时间里他带着几位中青年教师，几乎马不停蹄地每天到上海图书馆来上班，查阅一张张卡片，查他们所需的资料，然后抄写、复印，直到“下班”。他总是讲今天又查到不少资料，每次都高兴而归。第二天又继续这样地“上班”，直到完成任务。
就这样我们渐渐相熟了，有时还一起到上海图书馆（南京西路的老馆）对面“又一邮”吃阳春面，记得当时阳春面是八分一碗，鸡粥是三分一碗。所谓鸡粥，实际上滴几点鸡油而已，但味道还是很鲜的。每次午餐后，贾先生总是笑着说：“现在肚皮饱饱，赶快加紧去‘上班’了。”而那时我也正在编辑《郭沫若研究资料》，其间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为此也建立师生般的友谊。
记得第一次去贾先生家，当时他住在校外一间平房，朝北，充满煤气味。但贾先生家里经常会自动聚集许多的朋友和学生，大家正是在他一杯茶、一支烟的清谈中，从他高亢急促的声调里，渐渐地步人现代文学殿堂。师母任敏（1979年返回上海）刚调上海不久。她跟着贾先生颠沛流离大半生，这期间，包括五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她是一位坚强善良、热情好客的女主人，每当我们边吃边聊时，总会对贾师母说声“谢谢”。对她所作的牺牲和高尚品格都敬佩之至！
贾植芳的一生历尽传奇式的磨难，他一生坐过四次牢。早年读书时因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被北平公安局关押了三个月，罪名为“共产党嫌疑犯”；因“抗日”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因是“共产党的走狗”进过国民党的牢房，解放后因“胡风案”的牵连又尝受了铁窗风味。这骇人听闻的经历，不知道贾先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他的瘦小的身躯是靠着什么力量在支撑着的？贾先生曾自叙他的一生说：“总的说来，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实践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我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70多年了，眼看就要进火葬场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对我说来，也就是我自己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收获就是把‘人’写得还比较端正。”
有人说我运气很好，每当我最困难的时候，总能遇到一位良师的相助。贾植芳先生不仅是作为我事业上的引路人，他更是以他的一生，仿佛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一部如何做人的教科书。“人”字一撇一捺，相当简单，但要把“人”字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写得端端正正，这又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后来，我因病很少去看望他。2000年9月6日去他家时，贾先生已86岁高龄’了，但见他神采、语气与以往一样没变，唯一变化的是他已戴上了助听器，走路要拄着拐杖。他风趣地说：“我现在扶着拐杖是3条腿，戴着耳机，是3只耳朵，我成了《封神榜》里的人物了！”先生幽默依然，这样一位屡挫屡败、愈挫愈勇的人，豁达大度，真可谓仁者寿也！
那天向先生告辞时，他又赠我一册刚出版的《解冻时节》，在扉页上签上了“斌如老友存念”。回到家中，我立即打开书，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本书是我与老妻任敏我们这两个人世界生活的纪念——这是一部个人历史‘档案’，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当我一页一页翻阅时，发现他的日记中多次出现我的名字，使我非常惊喜。1979年11月27日记：“昨天和一伙人去上图工作竞日，萧同志大力支持，一切有关巴（指巴金）的著作版本都拿了出来，这就使目前进行的工作大为丰富。”1981年5月记：上午8时偕小唐到上图，这里在编现代丛书目（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约好今天代为审阅。1981年11月7日他致任敏师母信中说：“到黄山后，写好信，因为发信地方要爬山，所以没有及时寄出——今天他们爬山去了，我伏在桌上看上图和师大编的郭先生（指郭沫若）著作目录和他们编印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前两种都是原稿本，堆在桌上有一尺多高，他们希望我会后提些意见，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编书，内容掇为丰富，我看得很仔细，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看出一些编辑上的问题，都用小纸条一一注出”。读着读着，我不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组织编辑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并邀请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人士分别负责编选。第一次会议就是在黄山开的，我荣幸也被邀出席。可我们一群人外出游黄山风景区，而贾先生却一人留在宾馆里专心致志地为我们的书籍进行审阅。回来后，我甚感惭愧，如果我不去游玩，坐在贾先生旁聆听他一一指导，那且不更是收获匪浅。这一夜，我既惭愧又兴奋，我有这样一位师长悉心教导和帮助，我心中无比感激，也体味到我的福分。
2002年，上海图书馆建馆50周年，也是我从事图书馆工作50年。在整整半个世纪里我遇上了不少良师益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与自豪，促使我写下了《与文化名人同行》一书，共撰写了巴金、冰心、夏衍、陈白尘、戈宝权等20余篇。我给贾植芳先生一信，请他为我的新书写序。信中我自称：“我一生是这座图书馆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可是我感到惭愧的是自己还不是一个优等生，但我用心了，也努力了。本书的出版，也是我对‘母校’的一个汇报。故请贾先生给我这个编外学生来打个分吧！看看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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