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生活印记
童年记忆
一
我叫李文祥，借用同事的话说是“50后”，村里人。据说，当初四邻八舍听说我取这个名字时，赞叹声不少，以后仿效者有之。那时，乡村有文化的人少，生孩子取名就很犯愁，大都是跟风走，随意叫，但亦不乏智慧。为保全性命、把根留住，取名字时往往会有意丑化，直白地表达心迹，比如，有的叫狗缸、臭臭、驴旦、兔子、老虎，也有叫拴柱、拴保、长根、长命的；有的为实现梦想、寄托希望，姓高的就叫高米山，梁家的孩子取名梁满仓，姓季的则干脆叫季丰收，还有的叫李发财、孙盼弟、要有全……诸如此类。这些名字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且意味深长，不简单。我父母给我取名字就是依着这样的思路拼凑而来的，只是希望我将来能有点文化，多些如意，因为他们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和由此带来的太多灾难与不幸。
周岁时，全家人特意为我举行了所谓的“抓周”仪式。炕头上摆放上铜币、书、笔、大木碗与小铁勺儿，还有意将书、笔放中间，而我却上前扑向大木碗。虽说这是闹高兴，却也惹得大人们不快。我那无畏的举动着实让他们捏了把汗，担心我以后会是个“饭桶”。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的不少同龄人聊到“困难时期”的情况，会滔滔不绝，体会深刻，而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的哥哥姐姐长我许多，父母又勤快，“困难时期”他们虽然也饿得前胸贴后背，但人多热气大，你弄一点儿，我挤一点儿，对我就是好生活。环境成就人，也坑人，没受过狂风恶浪的冲打，对人间冷暖的反应就迟钝。孔融四岁能让梨，而我八岁上学时才开始记事。
读小学时我虽然不算优秀生，却是学校的先进典型，这突出表现在带头交学费上，回回都能争第一，成为学校、班上的活样板，常受到口头表扬。这可不是件小事，这是办学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敏感而烫手。在那时人们的眼里，钱比读书重要得多，在家里你什么都可以说，就是不能提要钱的事，要是把家长逼急了，不是让退学，就是耍赖。在这种情况下，榜样的力量就显得十分重要。三年级期末要交新学年学杂费时，我又是第一，也是唯一足额到位的。老师在点名表扬我的同时，狠狠挖苦了几个“后进生”，要他们向我学习，这竟让我一连兴奋了好几天。长假过后，学校开始乱了，新书没的发，书杂学费的事没人提了，地主成分的班主任老师也不见了，让我吃了个哑巴亏，又没处诉说。
由于我那“特殊”表现，我也曾红极一时。那时我们将加入少年先锋队组织看得很重，班上首批入队的只有班长、组长和我少数几个同学，使之标志性地成为接班人。每当唱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句歌词时，我会有意将“们”字吃掉，唱成“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总是抬高嗓门，放声歌唱，感到无比的幸福，无上荣光。谁知好景不长，随着停课闹革命的风云变幻，我的“政治”命运也随之跌入了低谷。
一天，几个高年级学生忽然打出红小兵组织的旗号，说要招兵买马。当个红小兵倒很简单，找人打个招呼，表示愿意接受就齐了。但有一条硬指标不可回避、不好变通，即必须根红苗正，祖宗三代越贫、现实生活越穷越好。这些是我后来知道的，当时以为红小兵就相当于或高于少先队员。我就跟着同学去找人，结果别人都被同意了，唯独把我落下，说我是中农成分，政治上是团结对象，不是依靠力量。这使我的“政治”热情一下子降至冰点，明显感到低人一等，整天不是怨恨祖上，便是责怪自己投错了胎。
二
我们那个年代，上学就像生活战场的转移，也是成长方式的转变。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交给老师，就算放进了保险箱，放心不过，至于能不能学好，就看老师和个人造化了。而他们心理上与父母的疏远，犹如再次断奶，干脆利落。这些必然导致行为上的嬗变。头天还是个处处靠人的小不点儿，转眼进校就成了独立人，逢事要靠自己。
那时家长们能给孩子提供的资助包括学习用品，非常有限。我家还算富足户，也不过如此，“缺粮断顿”是常事。学业上不敢偷懒，更不能去偷，逼着你去想办法。削铅笔没有铅笔刀，我们就用菜刀慢慢削；写字时手要放轻，以延缓笔的“寿命”，直至用到抓不住时。这还不够，有的人还用树枝在地上反复写（练）生字，或做演算将得数抄在作业本上。有的同学胆子大，就隔三差五到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捡烟盒当纸用。到用钢笔时，墨水又成了大问题，我们就从染布坊弄来染布水，配上炭和黑锅灰，倒点真墨水制成代产品，蘸着使用。越是如此想办法去做的同学，学习越好，因为这表明，他们本身用功，耗材量就大，又是在创造中谋条件、求进步，保持了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这对独立人格的形成，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班成立的文艺小分队，更是白手起家。在班主任老师的指点下，我们自制二胡、笛子、竹板，借来锣鼓、唢呐，凭着想象力，因陋就简制作道具。印象中，我那老师可神了，没有她办不成的事。她懂乐器，识简谱，教我们唱了许多革命歌曲，包括二重唱、大小合唱、男女对唱、领唱；教学生打拍子、指挥，还大段大段教唱地方小戏。我们自编自演的小节目，也常让大人小孩乐开颜。如此动手动脑又显摆，带来的是快乐与朝气。小小年纪没有烦恼，而常有小小额外收获与成就感，这样的学习生活是幸福，埋下的是种子。话再说回来，这只是阳光面，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势，而更多的则是困境中的无奈与奋进。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杂费好不容易凑齐，老师又让购置小黑板。心里明白，再花“大钱”去买那种昂贵的设备，比登天还难。没辙，便就地取材，自己鼓捣出的小黑板更实用。我们那时上学用的桌子是砖砌的，椅凳是自带的，桌子倒、凳子掉腿是常事。更要命的是，上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竟没有一件器械、设备。面对现实，没有什么救世主，解决问题全靠自己。我们几个学雷锋小标兵又当泥水匠，又像小木工，时常这敲敲，那修修，保证了基本设施的完整性与安全。我们放飞想象力，土法上马制作的毽子、跳绳、乒乓球拍子、案子，数量多而有创意；我们自己设计、手工制成的陀螺，涂上颜色，看上去有一种特别的美……
那时的学生精神状态好，私心也少，生活处处见阳光。清晨，挂在校园那高高树枝上的预备钟（声）响过，二十分钟内学生必须进课堂。偌大的村庄，钟声覆盖有限，谁家也没有钟表，都是三三两两相互约定，彼此关照，结伴而行。一次，我大老远地去叫同学上学，那同学夜里发高烧，折腾了半天也起不了床，我扭头快速赶往学校，结果还是迟到了。就这照样挨罚，在教室门外站到下课钟响，心里也没什么，更没怪罪那个同学。那时都是这样。我们班三十多人，都抢着早起床去叫一位聋哑同学上学，拦都拦不住，坚持了好长时间，谁也没什么目的。
那时校园更热闹。下课钟声一响，一个个像放飞的鸟奔向栖息地，玩命折腾。你追我赶，打打闹闹，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流血事件也不稀罕。这是青少年活力旺盛，能量释放的表现，这种捣蛋是好事，要给予尊重，不可扼制。有意无意中，学校遵循了这一规律，为孩子们成长创造了一个如此好的环境。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底线，突破了底线，性质就变，如果那样，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一回，一位男生趁课间活动时，将一只死老鼠偷偷塞进女生书包，被发现后她吓得差点昏过去。气得老师将那男生猛地拽过来，又一把甩回去，接着用胳膊把他给拐到门外，拖到好远。这并没完，还必须让他随家长一块上门赔礼道歉。实际上道歉认错这种事并不用老师嘱托，大家都自觉得很，似乎认为是天经地义没商量。同学间打架不管怨谁，大人肯定会先批评自己的孩子，再劝慰对方。要是动手打了人，那再有理也变得没有理，老师家长会齐心协力狠狠教训打人的那个。在这种环境中，用这种方法熏陶、教育出的孩子，懂礼，明理，有是非观念，也皮实，经得起摔打。那时就没听说过因老师家长批评、管教严厉而离家出走、出事的，应当说他们的心理素质是不错的。
回想起来，我们的少儿时代物质上享受的少了些，而从人生的长河来看，得到的和享受到的却不少。那是财富，很难得，也长远。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