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论艺自二○○五年始，我便持续地访问逸之先生，那年正值他古稀，第一次交谈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经冬的花草此刻感时萌动，先生的心绪十分怡悦。
我从先生学至今二十年了，深知此老厌于接受采访，相约我们的交谈不预为规定题目。老人对上电视之类很回避。他说：“当摄像机对准自己时，我便很恐怖。”我们在屋顶的花园中围石桌而坐。花园极简率，经冬的葡萄此时只有枯藤，而墙边的草卉已稍呈绿意。先生指着藤、卉说：“这是最美的，交替时节的万类，展示着一种希望；美好的景象是展现于美好还未到来之时的。你得在枯萎、凋零中去寻觅美。”他指着藤说：“由于水分的消失，藤枯了，剩下的只是坚韧的枝条，而这恰好是中国书画线条所取范的。”接着他反问道：“为什么枯藤老树就不美呢？或者说，为什么枯、老、残、瘦的物态对国人会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呢？”我无言以对。二十年来，我只是强烈地感到，这个瘦小而且背驼头秃的老人，似乎是一台运转不停的思想机器。而这“思想”是地道的华夏牌。他常提示我得从寻常的现象中去发掘并不寻常的美，倘使对悠然而逝的白云、如歌的涛声以及落英零叶都麻木无感，那么你便不该学艺术，尤其不该学中国艺术。他说中国的书画，纯然是精神之花，它完全抛开逻辑与自然秩序，而去追踪造物之理，简单地说，其笔墨是用以写“道”的——它是画“道体”，而非物体。
在品了一口茶后，他开始抽烟，并不断地挥手划散烟霭。这个健谈的老人常在滔滔谈论之间戛然停下，这是他的习惯，新的思想或者困惑正在这沉默中。
他极推崇罗丹，他说罗丹创作了“思想者”，而他本人正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老人说，没有任何艺术家如罗丹那样明确尖锐地预言二十世纪艺术之弊，赤裸的感官刺激及浅俗的主题，完全源于思想的贫乏。每每讲到艺术家的浅俗，老人都异常激烈。他说这是根本性的！人道精神的沦丧，崇高精神的泯灭，使艺术俗不可耐。老人愤愤然了，他说：“看看吧，插科打诨、龇牙咧嘴、装神弄鬼、飞檐走壁，一切足以招引小市民的玩乐，都走红。你应该明白，在舞台上吐痰擤鼻涕，比演奏贝多芬的曲子，更能赢得掌声。当玩世不恭成为风气，艺术家热衷于做鬼脸，艺术与油滑相伴时，堕落便无可免了。”先生的观念很贵族化，他说过，小市民的趣味是伟大艺术的宿敌。“广大群众”“人民大众”，只是政治家取悦的对象，而艺术家必须拒绝、摒弃庸俗趣味。园中茶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两个小时，我承认，先生的种种高论我一时还难以认同，即使如此，我依然大受震动，其原因是我对艺术的理解太主流化，种种另类的学说，接触甚少。我的知识来源，主要是大学里的“概论”，恰如先生所云，这些“概论”教师，甚至连艺术也不喜好，盲人瞎马，能不误人子弟？严冬后的暖意最令人适然，这花园，这园中的石桌、枯枝、老藤，宛如宋元画家笔下的“山居图”，然而，先生的观念却极富批判性。也许，真知识在这样的“山居”清谈中才能获得。
几天后，我们又接着老话题谈开了，不过相聚的地方换在了书斋里。书斋仍极简率，先生似乎更习惯于散漫的环境，或者说，过于整肃洁净，反令他局促。书案上稿笺堆积，砚台、旧的文玩及毛笔、钢笔都零乱散置着。室窗面向山丘，这时，已是野绿勃勃，而白云蓝天恰好在春绿的上方，大自然的色彩分布壮丽辉煌。我暗自问道，为什么一个现代人要将私宅取个古旧的名称呢？先生名其室日：“三一斋”，这显然是有寓意的。我妄为猜测，大抵人至晚年，“复古”“怀旧”是常态。入座后，先生沏茶相待，新茶在玻璃杯中，翠叶展绿，色形悠然，我似乎找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这是一种文化的感觉，确切地说，是中国文化的感觉，随意清淡而又有点儿玄远难测。
先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隐思，在抽了一口香烟后，习惯地用手拂散烟霭，接着问道：“你是否以为我是一个怀古的老人？”我告诉先生：“如果‘怀古’没有负面的含义，那便可以这么说。”老人笑了，且不断地叨念，“。怀古，怀古”。接着，便滔滔言说以订正我十分笼统的说法。“如果只就文化讲，具体地说，只指艺术，那么，你的说法是对的。“怀古’不应附有政治色彩。往古的政治，从制度到理念，都不值得去怀念，而艺术不然，艺术的优劣不应当以时间去衡定，相反，漫长岁月过滤出的，才是清醇的佳酿。
”说罢老人指着书架上的《苏东坡全集》《李太白全集》，又翻开了王右军的《兰亭序》及马远、黄公望、石涛、八大山人的画，然后慨然曰：“这些能不令我去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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