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当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l939年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他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探索，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与鲁迅相遇》、《语文教育门外谈》、《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活着的理由》、《梦话录》、《我的家庭回忆录》、《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等。钱先生的著作深度读者欢迎，有些是发行数十万册的畅销书，他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发行量数百万套。钱先生还是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名列首位），也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极具影响力、极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

　　本书系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沉思十年之作，也是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作者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重要、典型的作家、学者在1949年至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通过大量的新材料，深入他们在时代的大转型大变动中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透视其个人性格、理想与时代、社会之间的交流激荡，重现了那个年月的社会风云，个人命运遭际、幽隐，以及精神的尴尬与波澜，检讨了历史经验得失及其包含的启示。

　　2016年7月，钱理群所着的《岁月沧桑》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也是他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　　
　　“这本书里就有我为什么进养老院的答案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岁月沧桑》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承转”。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　　　

　　“改造”和“坚守”　　
　
　　

　　《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总序
　　《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终于完稿，送到读者手中，我特别欣慰，并有如释重负之感。从1996年写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第二部《岁月沧桑》又于2015年的此刻收笔，前后将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外部世界相当喧闹，中国与全球都发生了不少预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却逐渐沉潜下来，沉到历史与现实的深处，自我心灵的深处，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
　　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终于走上学者之路的时候，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因此，在八十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我自己最为倾心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这才是属于我的研究领域，我的魂之所系。
　　因此，从一开始，无论是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曹禺，还是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都是在探讨他们的精神发展史，试图从中寻找精神资源，总结历史教训。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设想”。预计写七本书：“一，以二十年代：大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北京为中心；二，三十年代：文学市场中的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三，战争流亡中的知识分子——以西南联大、鲁艺（抗大）为中心；四，一个特殊的年代（1948年）历史转折中的知识分子——从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转移；五，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六，7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七，八九十年代“处于历史交汇点的知识分子——中心失落以后的无序状态。”
　　这个计划显然过于庞大，也过于完整了，具体操作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就需要作一些调整。最后，就决定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国历史时期，即书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这自然与我的“共和国情结”直接相关。可以说“当代中国”才是我真正兴趣所在。历史的研究也是指向当代的，我的鲁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鲁迅资源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充当联接“鲁迅”与“当代中国”的桥梁。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也更能体现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图。
　　于是，就有了“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这同时是我的“共和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此书一出，我的共和国研究也就基本画上句号了。
　　这三部曲是自有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的。《1948：天地玄黄》，写共和国建立前玄黄未定之时，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象与选择，是其“起”，未来中国的许多基本命题（观念，体制，心理，话语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岁月沧桑》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承转”即展开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而以《我的精神自传》作“合”，则是煞费苦心的。不仅有操作层面的考虑：要写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会涉及许多还健在的知识分子，不如就写自己；更有更内在的原因：其实，我在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时，自己已经隐含其间：我是以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描写的，就需要最后现身，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即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书中所提出的六大问题：“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关于思想与行动关系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这都是我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里，提炼出的知识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题，这里既有我们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这背后可能还有相当大的理论提升的空间。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对自己的一生作个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点以后再去见上帝”。同时，也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后人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青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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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总序
2.1949-1980：沈从文的坚守
1949年初，当经过1948年的大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世人或满怀期待和喜悦，或充满疑虑以至疑惧，准备面对新中国的诞生的时候，文坛上爆出一个自杀事件：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
3.1949：废名“上书”
1949年4月1 日，废名写完《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在文前郑重写上“献给中国共产党”几个字，托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董必武转呈最高当局，因其在武汉读中学时董在当地任教，与之相熟。是为“废名上书”，是建国伊始，知识分子与新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关系之中，一个并未引起注意（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历史叙述）的“事件”。
4.1951-1970：赵树理的处境、心境与选择
赵树理感到不安的是，“广大人民不了解内情，从某一阶段上的社会关系上，把我和有些人（指当时批判的重点，也是赵树理一直格格不入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也摆在一起，扫也扫在一起”，他因此期待未来的历史评价——
5.1952-1969：读王瑶“检讨书”
在检讨里，王瑶一再说自己“很高傲”，“有严重的看不起群众的毛病”，“我很骄傲”，“我很自高自大”，“夸夸其谈”，“狂妄”，等等，“自高自大”一语就先后用了四次；其次，就是不厌其烦地承认自己“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求个人名利的写文章上”，“我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切都从个人出发”。最后总结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是归结为“自私自利”与“自高自大”两条。[1]
6.1953-1974年间的梁漱溟
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都出生于1893年。人们不免要谈及这两位同龄人的关系。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自然是1953年梁漱溟的当面顶撞，文革期间1974年梁漱溟对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公开质疑。对此，研究者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是1949年以后，“仅此一例”，足见梁漱溟之风骨。这样的评价梁漱溟是当之无愧的。但人们却往往忽略、或者不愿正视另外两个事实：一是直到晚年（1983年）在谈到1953年和毛泽东的冲突时，梁漱溟还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害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与事实不大符合，我的言语也是与事实有很大的不符合之处的，这些在争吵时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的------”
7.1957-1959：郭小川的命运起伏
这样的革命想象、延安经验，在1949年以后，就成了郭小川思考现实的精神资源。特别是他调到作家协会以后，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官僚机构的泥潭，陷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旗号下的复杂的派系斗争的泥潭，他更是无时不刻地怀念延安等根据地，特别是部队里人与人之间相对简单、纯洁、真诚的关系。
8.邵燕祥：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二十四年后，邵燕祥收到了当年被批判对象L君的来信，说就是邵燕祥在批判会上的第一个揭发，使得他“右肋挨了重重的几下”，并且从此不得翻身，1962年被谪放到最贫困的地区，过着劳动改造的生活，还蹲过监狱。信中他指责邵燕祥在关键时刻没有“守住真理”而“多走了一步”，而因此“换来了从（右派）行列里第一个站了出来，坐上大车走了”。
 
9.后记
[1] 王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收《王瑶全集》第7卷，第264页，265页，267页，268页，269页，271页，272页，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