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危中的路遥路遥病倒在延安并被确诊为肝硬化腹水后，曹谷溪马上给我打电话，说：“路遥得的不是好病，还不知是什么结果呀！”我一听，大惊，当天就赶往延安。一路上我的心情十分紧张，不知到延安后会看到什么样的场景，脑海里总闪现体验过的生死离别。到病房一看，反倒松了一口气：他比健康时瘦了几十斤，看上去倒恢复到了年轻时的模样了。他一见我，立即坐起来拉住我的手，眼泪就要往出溢，我坚定地摇了摇头，对他说：“不要紧。我们弟兄天生就是来克服困难的，没有困难，我们会感到空虚。”他静静地看着我，努力地笑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看着他竭力忍耐悲伤，我反而忍不住了，鼻子发酸，喉头发僵，口干得要命，只想于呕。他也看出我的忍耐，又恢复了“大哥式”的平静，说：“咱们到院子里走走，这里不时就会来人，说不成话。”我们来到院子里一个小草坪上，那里有一套石桌凳，但我们没有坐，而是盘腿坐在草坪上开始“拉话”。
他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病情后，笑着问我：“现在是生死关头，你凭感觉说，我能过了这一关吗？”我说：“能。”他说：“为什么？”我说：“咱们弟兄都是在干石板上扎根，钢丝绳上走过，什么困难没经过？我想要死，也在猝然之间，老天不会给你提前打招呼。”他说：“你这道理太勉强了，哄三岁娃娃也不行，还拿来哄我。”我说：“真的不是哄你，我觉得你现在模样和年轻时一个样样的，充满了朝气和自信，完全不像个病人。”他笑了笑，再没问我，两人又说起了小时候的事，说到高兴处，竞大笑起来。就在这时，护士要他回房间输液，他这才收了笑容，对我说：“我现在是又病又累啊。看望的人太多，简直支应不过来了。”我说：“你支应什么呢？你是病人，他们是健康人，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他说：“不行啊。上次有个同学来，我当时实在无力坐起来，躺着打了个招呼。那人就不高兴了，找到咱们的老师，说我架子大，不理人。为此，老师还跑来说了我几句。”显出十分委屈的样子。
回到房间后，果然有好几个人等在那里，有的提着点心，有的拎着水果，有一位还拿出笔记本要路遥给他写几句话，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连劝带哄把他们请了出去。之后，我对曹谷溪说：“能不能限制一下看望路遥的人啊。”并转述了路遥的难处。曹谷溪说：“路遥现在病得‘反反沓沓’了。看望的人多了，嫌烦；来的人少了，又觉得‘空’得慌。”一听这话，我的心一沉，突然觉得路遥可能真的不行了，忍不住流下泪来。
路遥转院到西安后，我去了好几次，只见他的病情一次比一次重。有一次，我一进去，他就拉着我的手，很沉重地说：“海波，我肯定是不行了，肯定要死了。”我说：“你胡说些什么，不是好好的吗？”他说：“我不胡说。
省长也来看过我了，你想，如果不是不行了，省长能来看我吗？”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好半天想不出来个说辞。
又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的神色特别好，很兴奋地对我说：“我现在想出一个办法来了——让老家人把当年产的各种粮食捎来和起来熬着吃，说不定会起作用。”我嘴里虽然附和着，心里却无限悲凉，感觉到他在作无谓的挣扎。
还有一次我去看他时，他的五弟正在旁边，好像是在洗碗什么的。趁五弟走开时，他突然问我说：“我好像记得我五弟和你大儿子同岁，是不是？”我说：“好像差不了多少。你怎么问这个？”他好一阵没说话，显出深思的神情，最后才叹息着说：“现在想起来，老家人做的事也不一定全无道理。如果像你一样也早早结婚，说不定儿子也这么大了。”过了一会又说，“我现在最想念的是老人，父亲、母亲、奶奶和大爹、大妈。这些人虽然没文化，但在人生的总体把握上比我们强啊。”这时候我明白他“不济事了”，多少年筑起来的精神堤坝完全崩溃了。我仍试图劝慰他，他制止了我，说：“说什么也不顶用了，能做的事只是人生的总结。海波啊，你知道我现在最难受的是什么吗？是很想见女儿一面，又不能见。我知道这种打击迟早会落在女儿头上，我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地推迟到来的时间啊。”说到这里，他哭了，我也哭了；他用纸巾揩去了眼泪，我没有，只是用力晃动着脑袋，把眼泪甩向两边。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我再一次来时他已经昏迷了，不省人事了。那次和我一块去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城市里长大的，还特意买了一大束鲜花。我们在远离病房走廊入口就被挡住了，护士不让我们进。全凭路遥的四弟王天乐从里边出来，把我领进去，那两人却没能进去。我也没能进入房间，只在走廊里隔着窗子朝里边望了一眼，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有生命的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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