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拉对贾沃的爱首先是贾沃一种本能的、具有原始意味的吸引。贾沃虽然只有二十三岁，但是看上去像一个四十岁的人，皮肤黝黑，双颊凹陷，从鼻翼到唇边皱纹明显，鼻梁上还有一道疤痕。他母亲曾安慰他说：“儿子，别担心，一个人的相貌并不能决定一切。”诺拉则叙述道：“当我对他说‘你很美’时，他不敢相信。”但是，在诺拉的眼中，贾沃确实有一种难以抵抗的魅力，一种野性的魅力，一种法西斯的吸引。福柯指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渴求。这种法西斯主义不是历史的法西斯主义，也不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而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中的法西斯主义”，它深埋在人的“肉体”之中，“正是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喜爱权力，希求那种现在正统治和压榨着我们的东西。”①几乎与福柯的思想如出一辙的是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的诗句：“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②。诺拉正是被贾沃那燃烧着激情的蓝色的眼睛（也许是海洛因的令人眩晕的烟雾？）和他狂放不羁的表情所征服。诺拉坦白道，“我害怕他的躁动不安，害怕他的闲散和漫不经心，害怕他的情绪突变甚至失控。和他在一起就像是跟一个孩子在一起一样……我要听任他乖戾的本性的摆布，忍受他的失衡和捉摸不定。”所以，诺拉一直在“害怕被爱，又害怕不被爱”的矛盾中挣扎。盖勒·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Literary Supplement）上撰文说，诺拉的内心是“碎裂的”，她“是一个在日常生活的重大事件的缝隙间充实地生活的女性”。虽然她说，“我压根儿没想将来会怎样。我也不打算一辈子就爱一个人。”虽然她习惯于“放开一切”地去爱，就像贾沃放开一切地去吸毒一样，但是正像凯文·托马斯（Kevin Thomas）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写的：每个人都注重自由和独立，但是一旦随意的性让位于真感情时，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会受伤。女人是容易动真情的，因而也是容易受伤的。当诺拉陶醉在贾沃的爱中时，她感叹道：“哦，我想，没有其他什么能比现在这个时刻更美妙的了：两个孩子倚在膝前，一个男人在你身边，欢歌笑语地开始一场夏日旅行。”但是，当贾沃冷淡她甚至背叛她时，她又提醒自己不要对吸毒者抱什么幻想，并暗自下定决心：“我们都需要点儿什么，那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期待一种完整和平衡。这很傻。对一个人来说，完整和平衡又意味着什么呢？没有这样的事，也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在每次的挣扎过后，当她和贾沃重新相见，她又会情不自禁地投入他的怀抱。只有经过很多次的反复之后，她才终于下定决心回归自我，对自己说：“该回家了。”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身份认同是移动的、多层次的、可以变化的。伴随着诺拉的自我身份和“他者”身份的争斗，诺拉的母亲身份也一直无法回避。女人对自己母亲身份的认同是血与性斗争的结果，女人的心灵在独立身份和母亲身份两者之间被撕扯着，甚至“分裂”成“碎片”。但是，母亲身份一旦建立就很难再有什么外力可以将其摧毁，尽管它给女人的独立带来很多羁绊。《毒瘾难戒》中，女儿格丽斯（Grace）像一只小猴子盯牢在诺拉身边，经常坐在诺拉的自行车后座上，和诺拉一起去浴场、上剧院、拜访朋友、出外旅游等等。诺拉在作任何决定时都必须考虑到格丽斯的需要，同时当她感到孤独无助时，格丽斯又能像一个朋友那样给她以宽慰。诺拉说，“我不得不充当一个斡旋者的角色：在他（指贾沃）和格丽斯之间，在他和世界之间。”“毒瘾难戒”既是孩子对母亲感情依赖的描述，也表达了单身母亲对孩子的那份无法舍弃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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