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真实而又最具颠覆性的画……”伊利斯在电话里说，“……还没画出来。相信我，有一天我会把它画出来的。”接着，她就说起在埃森贝格度过的秋天，四周都是带着暖意的绿色，她说起各种深浅不一的绿色的暖意，那些绿色在春天和秋天都会有，但主要还是在秋天更多。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起她独自散步的情形，说起跟匈牙利接壤的看不见的边境线，她根本就没把它当作边境线来对待。她说，因为那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没有啥东西看起来像是一条边境线，没有让人期望后边会突然有另一种风景的山，没有将不同的两岸隔开的水，有的只是一片辽阔的原野，棕色的，赭色的，黄色的，中间孤零零地被一些树林隔开了，假如那些树林之间的距离够大，它们就会更蓝了。她说，边境线一会儿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又是那个样子，总会有人找到这样那样的原因，觉得自己比地图册上那条线对面的更加优越。伊利斯说起那些农家酒馆，周一到周五去那里光顾的只有当地人、农民、退休的人和爱说闲话的人，那些酒馆好像很自然地偎依在葡萄山坡上。伊利斯在不多的几次电话里有一次是这么说的，你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在那里坐下，要上一杯八分之一升的红酒，这种深红色的葡萄酒浓烈而又有强烈的泥土味，能够在脑袋上施魔术，让你觉得非常舒服，让你的想法轻快地跳起圈舞。她还说，在喝酒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在看画的时候，她也被人盯着，被人好奇地看着，被人谈论。那些人怎么看待她呢，她想知道，她问我，因为我从小就熟悉那个地方，也是我几年前的夏天第一次带她到那里去的，当时我们在那里喝了葡萄酒，还在草地上躺过；也还咀嚼过那种感受：突然电光闪现一样地认识到自己是独自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一刻却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一刻很美，应该留下，因为明天就又是另外一天了。“一个艺术家……”我对她说，“……说话怪怪的，穿得怪怪的，但也还只是人，就是说，什么都可能是，但并不比别人好。”她叹了口气，说道：“我厌倦了。”她不用多说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伊利斯厌倦艺术了。不是所有的艺术，而是当代艺术，把握住时代脉搏的艺术，正如她今天的说法，应该用自己的脉搏去比拼这种艺术。抽象的东西，装置艺术，照片，录像，产品说明书，自残——简而言之，她管这些叫做招摇撞骗——都让她作呕。有一次她是这么说的，放进博物馆的第一台吸尘器还算有趣，特别是旁边再放上垃圾桶和抹布的时候，第二次再放吸尘器就乏味了，如果有第三个人还摆放吸尘器，就是无耻，应该把这个人关押起来。她说这话的时候虽然不是极其严肃，但还是非常严肃的。那些白色，那些空瓶子，那些线条、方块和圆圈，那些手模手印，那些无聊的自我陶醉，那种隐匿着展现出来的沮丧——所有这一切她都厌倦了。而她自己先前就是这么开始自己的艺术创造的，她的作品还很成功。在艺术学院的时候，有各种感兴趣的人在各班教室溜达，他们十回有八回都在她的画作前停留；她当时的作品表现出无计可施的情景，迷失、找寻和摈弃，以得到欢呼的世界的名义对这个世界进行的谴责，得到欢呼的世界并不存在，但又确实有。她在布里克咖啡馆眯着眼睛说：“确实一直都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在那里面，但是它上面有个玻璃罩，全都赖这个玻璃罩。”就是说，有很多玻璃，很大的玻璃罩，就像女占卜师俯身查看的那种玻璃罩，她们看完之后就会说出别人想要听到的话，反正那些话都已经写在那些人的脸上了。伊利斯是个对简单明了的入门书籍如饥似渴的学生，她像别人那样在这种玻璃罩里放了剃须刀片，还放了避孕套、玫瑰花环、胚胎，还放进撕碎了的纸币、从《恐惧的历史》中撕下来再剪小的照片，还放进去小纸条，那上边有她在精神恍惚时胡写乱画的、没有意义的无聊玩意儿。但是后来，那是在两年之后，我们已经相互融合了，她飞到巴塞罗那去看一个朋友，那是个面无血色的胆小鬼，他假装自己是个敏感脆弱的艺术家，他假装自己什么都怕，怕生活，怕地铁里人的气味，怕海滩上人的声音，怕笑，怕吃，怕喝，怕被嘲讽，简单说来，他就是她自巴塞罗那之行、自到圣山蒙塞拉特郊游之后所厌倦的那些东西的绝佳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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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汇报》，2009年4月30日
贝格尔笔下的人物——画家、耶稣受难剧演员、哲学家在争取艺术真谛的过程中挣脱了市民生活的羁绊。
——《南德意志报》，2009年9月16日
幽默，双重含义，精练的语言以及对主人公的柔情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的一位德国大作家：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
——奥地利作家、翻译家埃里希·哈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