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阳，男，1951年出生于哈尔滨一个普通机关干部家庭。1968年下乡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干整整十一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全面结束。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统计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担任学校教务处处长。1987年被国家教委派往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担任教育领事。1991年回国后，返回中国人民大学，开创校办信息产业，后又开始个人创业，从事教育与信息产业相关工作。
　　《鸭子河》是老阳在文学创作上的首次尝试。

　　鸭子河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普通得再普通不过了，可是在今天，却离奇得不可思议。普通和离奇之间隔着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
　　光阴的背后有两样东西——变和不变。它们推着光阴走，就像人的两条腿，车的两幅轮子。它们的对立统一推动了前仆后继的人生，推动了滚滚向前的历史。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努力让自己一颗涌动的心安宁下来，轻轻地走回到四十多年前鸭子河的岁月……

　　鸭子河的故事开始于公元1968年的秋天。
　　这一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用洪亮的、庄严的、豪迈的语气宣布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
　　这一年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震惊世界，也给中国历史增添了几页萧萧易水的篇章。
　　第一件事是：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向已经瘫痪了的市政府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随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效仿。转眼之间，“革委会”犹如变幻了的风云一样执掌了一切权利。人民日报将这场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赞誉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大凡造反，无不都遵循同一种规律：造反的时候主张混乱，越乱越好。一旦掌权，则主张秩序。“革委会”成立后便相继提出“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等一系列旨在恢复社会秩序的口号。
　　在这之前，全国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抄家、武斗、批斗成为社会生活的三大主要内容。城市里几乎没有一座完好无损的建筑物，到处是武斗留下的痕迹。玻璃窗被打得七零八碎，门被大卸八块，断壁残垣上涂满了标语，尽是些“打倒谁谁谁！”“誓与谁谁谁血战到底！”之类的豪言壮语。工厂停工，商场停业，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就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都被作为“旧公、检、法”统统砸烂。
　　无所事事的人们在革命的口号下聚集起来，浩浩荡荡、排山倒海。
　　他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大楼和政府大院、跳忠字舞、热泪盈眶地迎接那颗来自非洲的芒果……
　　当这一切都不足以发泄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砸、抢。
　　那时候，群众任意组成红卫兵战斗队。红卫兵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想抓谁就抓谁。把人抓到卡车上游街，用高音喇叭公布他的“罪状”甚至隐私，按住他的头，往卡车的铁梁上撞，撞得鲜血四溅、鬼哭狼嚎。军工厂的枪械失控，大量外流，坦克车开到大街上，大规模武斗一场接着一场，死伤无数，无休无止。
　　天下大乱。
　　那场动乱没有漏掉我的第二故乡——哈尔滨。
　　哈尔滨是一个新兴城市。她的繁荣借助于1896年中东铁路的修建和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前者是沙俄的悍然入侵，后者则是白俄的仓皇逃亡。前者是俄罗斯冒险家跟随端着枪、举着刀的士兵昂首挺胸地进驻，后者则是俄罗斯往日贵族失魂落魄的迁徙。
　　数以万计的俄国人携带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和他们的智慧开始了对哈尔滨的重塑。浪迹天涯的人总是希望上帝与他们同在，于是，他们首先建造教堂，一口气建造了七十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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