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坚持通过对话来化解矛盾,解决冲突,标本兼治。
第一,坚持以双边谈判来解决南海争端。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法庭仲裁结果公布后,中国仍然以“双轨思路”来处理南海问题,坚决维护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在管控矛盾的同时积极推动海上合作,将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共识,搁置争议,加强合作。目前中国东盟双方正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中方已经明确签署框架协议的时间表,而且还将讨论各国建立热线电话以应对不测事态,这符合中国东盟双方的利益,也符合地区及域外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第二,坚持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岛主权争议。一方面,中国海警舰船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内坚持常态化巡航,依法行使主权。另一方面,与日本磋商危机管控机制,双方就尽快启动“海空联络机制”等交换意见,以期缓和紧张局面并达成互信,努力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低谷。
第三,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大方向,开展穿梭外交,积极劝和促谈,为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贡献正能量。为了尽快解决朝鲜核问题,中国提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谈判思路。目前,朝鲜半岛出现的缓和态势正是按照中国的思路展开的。
第四,在叙利亚问题上提出了政治解决“四步走”框架思路。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止暴,并承诺打击恐怖主义;在联合国主持下,各方开展全面、包容和平等的对话协商,在日内瓦公报基础上尽快出台政治过渡具体安排;加强国际保障,由联合国发挥斡旋的主渠道作用;启动战后重建进程,让叙利亚各方各派看到和平的红利。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赏,特别是越来越获得阿拉伯世界的理解和支持。
第五,在阿富汗问题上着眼于未来。中国是阿富汗重要贸易伙伴,对阿富汗主要出口电器及电子产品、运输设备、机械设备和纺织服装等,进口商品主要为农产品。但随着阿政局动荡、安全形势趋紧,中阿贸易亦陷入低迷。不过,中阿“贸易相通”主要是着眼于未来。若阿富汗局势好转,其过境运输贸易将迅速繁荣,向东亚、南亚、中亚、中东、欧洲等市场辐射能力亦将得到充分展现,势必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贸易枢纽。
第六,在也门问题上支持联合国及其特使的斡旋工作。中国坚定主张维护也门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也门政治过渡进程。此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与也门国内各派都保持良好关系,又秉持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在劝和促谈、支持联合国及其特使斡旋工作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向也门提供大量人道援助,缓解了其国内愈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三)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特点
(1)力求速战。特朗普高举高打,行动迅速。就任三个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发布《特别301报告》,将中国列为“优先观察名单”。特朗普随即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启动审查程序。仅半年时间,即以备忘录形式明确列出拟大规模加税的商品行业类别,并进一步提出具体清单和货物金额。
(2)打组合拳。特朗普政府奉行“贸易即政治”原则,以经贸问题作为重点突破方向,尤其擅长借用地缘政治牌等加大施压力度,在南海、朝鲜半岛、台湾问题、区域经济合作、网络安全等领域动作不断,与经贸谈判形成相互借重施压之势,以达成多重战略目的。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屡次触碰红线,先后推动“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台湾保证法2019”(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破坏中美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
(3)国会支持。针对特朗普在全球范围频频挑起贸易争端的行为,国会参众两院均有重要人物和力量在原则上表示强烈反对。但具体到调整对华经贸关系方面,国会的不同声音极其微弱,甚至出于制华考虑而不愿采取行动,运用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去制约特朗普政府享有的贸易政策授权。
此外,在国际上,特朗普政府还左勾右连,意欲借助欧盟、日本等外力组成某种联盟向中国施加压力,目前虽与欧、日等就贸易规则等发布若干联合声明,达成某些象征性共识,但各方利益存在重大分歧、相互缺乏信任等因素导致协调基础脆弱,迄未形成统一战线。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从目标到手段均不局限在经贸领域。美国国会、政府部门在台湾问题、“中国文化入侵”等议题上频频出手。中美关系的基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两国关系亟待寻求新的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双方处于协调战略认知的关键时期。两国间需要建立稳定的政治互信,这是有效减少贸易摩擦、调整经贸关系的前提。否则,经贸摩擦或愈演愈烈,还将进一步腐蚀两国政治关系的根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其国家发展目标、全球治理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也不断引发美国的质疑和忧虑。特朗普追求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美国第一”理念,拒绝受现行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的约束,破坏自由贸易等领域的多边机制。近几年来,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多边机制中“退群”。
目前,中美经贸关系正处于关键节点。只有通过对话,采取务实、包容、平衡、渐进的方式消除当前谈判中遇到的障碍,才能建立反映双方经贸关系发展变化情况的有效管理和合作机制,提高双方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水平,增强双方经贸关系的平衡性、互惠性和可持续性,并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上述情况表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迎来了历史性机遇,有关各方如能形成坚定的政治意愿,朝鲜半岛核问题会有解决的可能。在推进朝鲜半岛核问题解决中,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特朗普之所以对该协议耿耿于怀,主要认为其存在三个“重大缺陷”:第一,没有严格限制伊朗继续研发、发射弹道导弹;第二,与伊朗继续“支持国际恐怖主义,严重破坏中东地区国家的稳定”脱钩;第三,有关“日落条款”(即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一些限制将于2025年到期)“并没有实现让伊朗彻底无核化的目的,而仅仅是延迟了伊朗成为核国家的时间而已”
客观而言,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影响“小伙伴”以色列决策的外部因素。以往,美国为塑造自己“一碗水端平”的形象而对以方施压,往往招致后者的强烈反弹。
特朗普处理中东问题的新思路,特别是关于耶路撒冷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
首先,从联合国来看,联合国大会只是体现世界舆论的一支道义力量,针对巴以问题通过的决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联合国安理会受制于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往往难以在巴以问题上达成共识。专门负责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则受到美国和以色列批评。
“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
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风波爆发和持续至今,是历史与现实、内因与外因等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和逐步演化的结果。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都是海湾能源富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拥有巨额石油美元并扼守战略交通要道,对世界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影响巨大。由于利益深度交融和相互牵连,此次海湾危机牵动各方敏感神经。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与国际社会多数国家及联合国、欧盟等多边组织都呼吁通过直接对话在海合会框架下解决此次外交危机,特别是美国、法国更愿意扮演调停人角色,有利于推动海湾局势降温和趋向稳定。
其中,美国的角色较为关键。冲突双方均为美中东盟友与合作伙伴,都严重依赖超级大国美国的保护。但是,美国在危机初期的调停活动却充满戏剧性,特朗普总统频频发出矛盾的信号,反映出美国调停政策的摇摆。
中国的公正客观立场得到海湾国家的充分肯定和赞赏,表示将会认真考虑中方建议,寻求对话并在海合会框架内解决双方的分歧和矛盾。总之,中国为管控海湾局势恶化和化解这场危机展现出了应有的大国担当。
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俄与美欧关系不会好转,美欧还有可能将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做文章,向俄罗斯发难,乌克兰危机彻底解决的希望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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