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萍/棒棰岛金苹果文艺丛书》：
我从舞台上一路走来我出生于1959年9月，这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的下半年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饥荒，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再后来又被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罕见的自然灾害一直持续到1961年。据史料记载，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死亡的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那一年的9月26日，在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西部的松辽盆地发现了油田。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所以时任黑龙江省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提议，将这个油田以“大庆”命名。大庆油田的发现打破了世界地质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是贫油国的论调，从此，中国大陆石油工业正式起步。这个利好消息确实是给祖国的10岁生日庆典献上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1966年，我开始上小学，就读的学校是离家不远的大连东北路小学。由于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跳舞，10岁时被东北路小学招进了文艺宣传队。那个时候正是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风靡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我每天跟着戏匣子又是小常宝又是铁梅地唱着，觉得唱戏是很好玩的事。
11岁那年，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排演了全本的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在剧中饰演小常宝，颇受大家的欢迎。坦率地说，这个角色的成功确实在校园内外给我带来了小小的名气，我也由此深得学校领导的赏识。记得学校的军代表还带领我们去过几次驻守庄河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慰问演出，把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送给亲人解放军叔叔。
1971年，大连艺术学校成立并开始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当时大连市的几个剧团只保留了一个京剧团，时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市革委会主任刘德才看到如此情形，担心大连市的文艺界会后继无人，考虑到培养文艺接班人要从娃娃抓起，便有了要办个艺术学校的念头。当时既无师资，又无校舍，更无经费，记得我们刚刚人校的时候，去的是位于昆明街附近的原大连歌舞团大院，因为最初的大连艺术学校只是临时向歌舞团租借了几间房子，听说部分老师还是从“五七战士”中挑选的。我们京剧班招了五十余人，此外还有杂技班、舞蹈班、音乐班，一共一百七十多人。我们这些人作为大连艺术学校的第一届学生，载入了大连艺术的史册。
我能够顺利地进人大连艺术学校应该感谢我的母亲。1971年12月，当时正巧辽宁省艺术学校和大连艺术学校同时招生，我也就同时报考了两所学校。在母亲的陪伴下，我去了大连艺术学校参加面试，负责招生的老师让我现场演唱了几段现代京剧样板戏，接着又考核了我的舞蹈和踢腿、下腰等基本功。不久，我欣喜地收到了大连艺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便按照要求进行了例行的身体检查。这时候，辽宁省艺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我母亲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让我放弃去沈阳读书的机会。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就这样安心地去了大连艺术学校报到，在艺术学校的京剧班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报考大连艺术学校的那一批学生可真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因为报名的人多得不得了。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城市的商业活动几乎停滞，中学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基本无法分配到工作，城镇就业压力非常大。
1968年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变成了再教育的对象。那个时候，城里的一些家长们并不是完全自愿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农村去，他们把让孩子进入剧团当演员、捧上铁饭碗看成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进入大连艺术学校不久，我就觉得唱戏不太好玩了。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上早课，耗腿、踢腿、下腰、劈叉、拿大顶、跑圆场……一遍功练下来，已经是大汗淋漓。早饭之后，又是前桥、单小翻、踺子小翻、云里加官……每个动作一做就是几十次、上百次。坦率地说，六年的艺术学校生活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武功基础。一天下来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动作，除了学文戏、吊嗓子，就是耗腿、踢腿、下腰、劈叉、拿大顶、跑圆场……晚上上自习课，同学们可以自由选择练习项目，什么前桥、小翻、云里加官、踺子小翻等等，我总是选择最苦最累的功来练。小伙伴们都叫苦不迭，我却很“享受”这种苦生活，并不断给自己加码。老师们也认为我是这块料，不断给我开小灶，让我专练高难度的武功动作。时间长了，艺术学校里开始流传一句话，说我是“累不死的李萍”。没办法，我是学刀马花旦的，文戏、武戏都要练，本身就要比别人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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