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学评论（第5辑）》：
即使官方传记汗牛充栋，它们也只占历朝历代中国传记写作总量的一部分。在第一篇论文中，倪德卫总结了他对18世纪中国学者、历史哲学家章学诚的传记写作的看法。虽然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深深根植于家庭体系和尽孝义务当中，但是倪德卫在这里称之为“社会性”传记的模式表明，个人并非仅是联结着家庭成员与社会组织的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单一元素。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始终坚信：替人作传是对其人生价值表示出的最后的敬意，写传记不仅是中国文人的义务，也是有教养的士绅存在过的核心标志。
在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传记写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历史学家们逐渐摆脱了传统传记的写作模式和编写规范的束缚，转而尝试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传记对象个人潜能的发展之上，并且视之为一种正统的社会约束之外的合理归宿。因此，民国时期的传记写作受到了知识分子们持续的关注，虽然成果相对较少（见埃尔斯的论文）。模仿西方标准和风格造成了重心的改变，不过，这一改变因为形式上仍然有明显的承袭而有所缓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继续使用年谱。年谱是一种按照年月记载某人生平事迹的传记，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并且在清朝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20世纪初期，年谱（包括自编年谱）成为了最流行的正式传记的格式。哥伦比亚大学正在筹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的副主编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C．Howard）评估了这段时期的传记写作的主要趋势，并且总结了梁启超和胡适对传记的观点。虽然民国时期的中国没有出现斯特雷奇和莫洛亚那样的人物，但是中国许多的学术领袖依然十分重视传记这一写作形式的过去、现状以及将来有可能的发展，这一事实显现了传记新的生命力。
在第三篇论文中，威廉·埃尔斯（William Ayers）指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局限对传记写作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种机械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记写作，它强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在决定社会组织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演变以及社会机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善与恶被两极分化了，令人敬佩的“模范工人”与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鲜明的反差，后者的士绅背景、自由主义的思想或者所拥有的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注定了他的命运。然而，当前的状况仍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党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们一方面受到正统的共产主义信条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适应一个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特殊政治环境，两者显然是矛盾的。
作为会议评论人，加拉第以西方传记写作的发展路径作为参考，从上述论文的阐述中探索了中国传记的趋势。加拉第发现研究中国传记的例子证明了传记有其普遍性质，他总结道：传记形式其内在的基本局限给所有传记写作强加上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文化的差异或者写作动机的差别都不足以完全消除的。最后，加拉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编修一部有代表性的从古至今的中国传记翻译文选。
虽然接下来的这些论文主要在探讨中国传记写作中的一些主导模式，但它们也涉及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个人和他在历史上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1]。例如，最近几十年毛泽东无疑将自己视为“创造历史的人物”，他之所以能改变中国的命运，是因为有着超凡的智慧、非凡的勇气和高尚的人格[2]。然而一位独立的传记作家，在构思一部评传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个人和他所处的环境到底谁更重要。毛泽东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模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条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毛泽东早期的湖南式激进主义？从这个问题的角度考虑，写一部严肃的毛泽东的政治传记或许是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最具有启迪性并且是最为迫切的途径了。[3]
（罗澄洋译 王燕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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