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汉学（第15卷）》：
因此，在中国人眼中，西方人成为致力于科技探索和勘探地球的理性主义者，这既是耶稣会士和儒家学者第一次相遇的结果，也是中国学者对于基督神学漠然的结果。
如此漠然的原因可能不仅仅如谢和耐所认为的那样在于语言不相协调。法国佛教史学家安德烈·巴欧（AndreBarreau）提出，如果儒家学者和耶稣会士间的误解源于彼此对立的文化思维间结构上的不相容，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学者反对天主教教条时所作的批评和欧洲异教徒、唯物主义者、自由思想者所持的批判非常相似？由此观之，我们应该注意到，反对道成肉身论、圣餐变体论及耶稣复活论的儒家学者，此时倒更像是“理性主义者”。
中国学者与基督教信仰间存在距离，原因不仅在于思想方面，而主要在于政治方面：信仰存在于世界之外，万物仰赖于斯的全能上帝意味着对皇权合法性的质疑，使其居位不稳，在其天授君权之上设置了一重更高的规则。法国大革命之前（或者至少不早于新教产生之前），教皇宗教权力与国王世俗权柄间的争夺塑造了欧洲历史。天主教制度作为一套独立的机制，可适时通过道德训诫审视政治权力（例如教皇拥有将君主逐出教会的权力），这一点在中国却无直接对应物——至少在明朝期间对儒家都察院作出迟来而短暂的修整之前，尚无对应（清朝时期，该机构名存实亡）。
通过对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进行细读，我们可以更深入了解耶稣会士对当代汉学的影响，并进一步理解文化差异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群体间合力创造价值的结果。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