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在雍正年间，山东绅民的“桀骜”和“强悍”开始突出地表现为抗拒钱粮的征收。雍正六年，山东布政使费金吾清查出近五年来山东拖欠未完的钱粮累计达三百五十余万两，不仅与河南钱粮“连年通完”的情况相去悬殊，其他省份也少有“如此疲顽者”。布政使认为，山东钱粮积欠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愚民身戴尧天，不知一饮一食之由于帝力。近年又屡荷皇仁赐赈，并将旧欠钱粮分年带征。遂沐浴于恩波浩荡之中，而忘乎国课之宜早完，抗粮之有罪谴矣”。在他看来，欲清除山东绅民抗粮不完这一恶习，“全在经征州县不畏强悍，不务虚名，随时随地设法征输。庶可化愚蠢而惩顽梗，清夙逋以济饷需”。③征收钱粮尚需州县“不畏强悍”，颇能说明山东绅民在缴纳钱粮问题上缺乏合作态度。
乾隆元年四月，即位不久的乾隆帝也在一次清查后了解到，山东“自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十二年，带征未完积欠通计三百余万两。内有纳户已完而被书役侵蚀者，竞至八万余两，而豪绅劣衿力能全完，有心抗欠者，亦正复不少”。当乾隆帝将山东与邻省河南加以对比后，山东绅民给他留下的恶劣印象变得更为强烈了。因为河南绅民“皆知早完国课，每年岁底全完者有五六十县，及至奏销届期，尾欠无几”。他还回想起自己“上年御极之初，特沛新恩，将直省雍正十二年以前民欠悉行豁免，山东积欠未完之一百二十余万两亦概予蠲除。而豫省所豁免者，惟祥、郑州、陈留、考城四州县民欠七千余两，其余通省悉皆无欠”。相比之下，“两省风俗之淳漓，官吏董率之勤惰，亦大概可见”。更有甚者，山东当时已开始流传“不欠钱粮，不成好汉”的“恶谚”。这让乾隆帝难以容忍：“若果遇水旱不齐，租赋无出，自应邀免。如其屡丰之年，故为抗欠，殊非良善之辈。”他严厉警告道：若“仍踵顽抗之故智”，“朕当加以重惩，必不姑贷”。①
鉴于乾隆帝整治山东抗粮之风的坚决态度，当年十二月，新任山东巡抚法敏奏称，在到任后六类“已行事宜”中，“严禁绅衿抗粮”被他放在了首位。不过，巡抚的表态并未使乾隆帝感到宽慰，在他看来，这不过是流行于官场中的“做秀”：“凡外省督抚，以至藩臬司道，数年以来，谁不折奏？谁不各出己见？要之于到任时，皆有一番经济，而日久则懈焉。”因此，“汝折中所奏，朕亦不敢全信。要之，日久行与朕看”。②
事实证明乾隆帝的担心并非多余。到乾隆十四年，山东钱粮积欠竞增至二百四十余万两。面对这一结果，乾隆帝不得不在上谕中承认：“山东民情，习惯抗粮。”如果说即位之初，年轻气盛的乾隆帝曾抱有彻底整治山东抗粮之风的希望，如今则意识到，山东绅民的抗粮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刁风”。③
至于山东民情缘何“习惯抗粮”，乾隆帝首先将之归咎于山东人的强悍性格。乾隆十六年九月的一道上谕透露了他对山东人性格特征的观察：“东省民情与豫省迥别，中州俗尚淳朴，而山左则人多好勇斗狠。又自负略能识字，遂至玩法逞奸，无所不为。”由于认识到问题源于并非旦夕形成的民风，乾隆帝一面要求东抚“留心体察，加意整顿”，一面提醒说：“但积习沉痼之余，若一时骤加禁遏，或致操之已蹙，转恐于事无益。务须徐徐剀切化导，俾愚顽渐知觉悟。则一二年内，即不能尽革浇风，亦必大有起色。”总之，“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失之欲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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