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诗人，诗歌翻译家，小说家，出身于上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翻译T·S·艾略特和美国意象派诗人诗作而闻名。八十年代末，到美国留学，并用英语开始小说创作。现为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自2000年起连续推出以中国当然现实生活为背景，以诗人刑侦队长陈超为主解的系列侦破推理小说，其中《红英之死》获得世界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成为第一位荣获此奖的华人作家。《红英之死》入选纽约《新闻日报》2000年十部最佳小说。
　　裘小龙侦破推理系列已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响应，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相继翻译出版。
　　裘小龙侦破推理系列：《红英之死》《外滩花园》《石库门骊歌》。

　　性情孤僻的独身女作家尹骊歌惨遭毒手，被扼死在她栖身的石库门庭子间里。尹骊歌曾出版过备受争议的小说《教授之死》，名噪一时成为海外舆论关注的人物。她的惨死迅速引出国内外诸多猜测与流言，令负责侦破此案的H市公安局压力陡增。刑侦队长陈超和他的搭档于光明警官e受命缉凶，发现几乎整座石库门内的住户都有动机和条件成为杀害尹骊歌的凶手。置身犯罪现场，犹如浓雾来超级大袭，令人方向莫辨，而结案期限又迫在眉睫。
　　偏偏在这紧要关头，刑侦队长陈超私下接受了富商顾先生“石库门总汇”商业开发计划书的英文翻译委托。对方许诺付给他一笔巨额酬金，甚至还给他派来了一们美丽而开放的么人女秘书白云。于是陈超退至幕后，埋首于一份未来的商业蓝图、中，并与白云周旋。于光明孤军奋战，深入石库门内形形色色的嫌疑人中间，面对无助的“虾姑”，深藏不露的任老先生、谵妄的前“工宣队”领导万前胜……逐一拨开疑云，同时也看清了转型时期下层人们生活的艰难、不满与希望，一颗失意的心时时起伏不宁。待案件即告侦破，却发现案情出乎意料地急转直下，自己已再入困局之中。
　　足智多谋的陈超其实是引而不发，暗中施援。在最后关头，他从死者尹马列主义歌所著的《教授之死》中发现深埋着的惊人线索，经过周密推理，突施妙手，协同于光明一举擒获真凶。　　
　　本书是著名诗人，小说家裘小龙继《红英之死》赢得全球推理小说最高荣誉。除了具备成功揄小说的智力要素外，更开掘出深广的历史视野和直面现实的人文向度，实为不同凡响，动人心弦的侦破推理佳作。

　　“将这本小说放在侦探小说类书架上或许是个错误……呈现裘小龙诗意的文学风格与社会学思考，并真实地审视历史”。
　　
　　

    去年年初，又一次要匆匆出门前，随手抓了一本袖珍版小说，《偶然而成的旅行者》，塞进自己的行囊。在飞机上断断续续看了，觉得这不妨说更是一个“偶然而成的爱情故事”（在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中，Geena Davis扮演其中的一个敢做敢爱的女性，还得了奥斯卡最佳配角奖）。小说快看完时，飞机正开始降落在浦东机场，在一阵眩晕中，我忽然想到，我父亲似乎也可以称为偶然而成的资本家，我母亲，用当年的阶级划分术语来说，偶然而成的资本家家属。
    也奇怪，接着在上海的那一段日子里，我会经常想到“偶然而成”这个词，仿佛像一只蚊子在耳边不停地嗡嗡，在不眠的夜晚。
    其实，父母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情况，我最初知道得甚少。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刚开始记事，印象之一就是父母亲很少在家里说他们的过去。窗外，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但屋里的气氛却显得压抑、黯淡。父亲偶尔说到他自己时，常用的一个词是“私方”，不过我那时也已知道，更通常的说法就是资本家。所以，他的那段历史不宜暴露在新社会的阳光下。在学校里，在与几个革命家庭出身的同学争吵中，我也终于明白自己是灰溜溜的资本家子弟，躲进了楼下的小房间里，一个人闷着头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革”一开始，家被红卫兵抄了，父亲的名字上了大字报，给打了黑叉，还得经常上台挨斗。母亲在抄家的那个晚上精神崩溃，送进了医院，出院后依然失魂落魄，身体状况更每况愈下。
    也在这段时期，我却意外地了解到父母亲一些过去的经历。大约是一九六八年下半年，父亲患眼疾需住院手术，但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日子里，就在医院中，也有病人造反派的旗帜飘扬。一位带红袖章、患食道癌的造反司令充满革命豪情，通过金属喉管嘶嘶吼着，勒令父亲在医院中写检讨。父亲眼上蒙着纱布，只好口授认罪书，由我来抄录他在旧社会剥削发迹的罪恶。
    萧条异代不同时
    据父亲说，我祖父在二十年代经营一个小帽子作坊，生意惨淡，无法供父亲在教会中学继续读书。他因而辍学去一家德国洋行打工。不久，父亲与母亲成亲，日子倒也过得小康，与继承了帽子作坊的大伯父家相比，据说还“白领”潇洒一些。父亲交代的一大部分细节好像都集中在这个时期。曾经，他在洋行旁的一家西餐店包餐，牛奶可以免费喝个够。我听着、记录着，确信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文革”的日子里，上海大多数家庭都订不到一瓶牛奶，还不是每天都有供应。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洋行破产，发不出员工遣散费，只是把库存中的一小批香精原料给了父亲，多少作为一些补偿。他试着在其他公司谋职，但都不顺利，有一阵子还失业。到了一九四八年，他偶然在旧书店中看到一本怎样配制香水的书。在阁楼里，香精原料反正也堆着无用，而据这本书说，这工艺并不太难，只要按比例加水和酒精。于是父亲自己开始捣鼓，设法配制香水，母亲在一旁记账，打电话，在瓶上贴商标。这样，他们共同“研发”的花露水居然还打开了市场。不过他们携手创业的时间并不长，大约才一年多，上海迎来了解放，到了五十年代，他们的厂子也就公私合营了。
    父亲不擅长写认罪书。他有关牛奶自助餐的回忆，其实还是他当“职员”时期的奢侈，而对他怎样成为资本家的交代，尤其是那批作遣散费的香精原料，这中间的种种阴错阳差，尽管都是实话，在充满高度无产阶级警惕性的造反派听来，却成了十足的狡辩。帝国主义洋行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生产原料拱手送人，白白给一个中国小职员？认罪书通不过，一定要重写，还得站到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父亲行动不便，我必须站在他身旁，像一根拐杖，在整整一个下午支撑住他。为此，母亲还特地熬了一锅莲子糯米红枣汤，希望我们俩能多少增加一些耐力，可以一直坚持站下去。
    我倒没有像一些黑五类子弟，就此与家庭决裂，尽管私底下也颇怨恨，怪他们连累自己背了成分的黑锅。或许当时还年幼，对父母亲的遭遇并无太多切肤的感受。尤其在“文革”结束后，我考进了华东师大，接着又在社科院读研究生，在京城春风得意，几乎浑然忘了黑五类子弟的家庭背景。
    父亲的身体在“文革”中垮了，于八十年代初去世，母亲的健康状态一直不佳，也在八十年代末病故。不久我自己离乡去国，在海外忙忙碌碌，有一阵子简直无暇旁顾。一直要到九十年代中以后，才有一些机会回国，在国内难以置信的巨大变化中，想到再也看不到这一切的父母。几年前，我去苏州扫墓。刚踏进墓园，就来了一群老妇人，争先恐后要为扫墓者“服务”（从她们的服饰看，应该是本地的贫下中农）。服务是要收费的，故而吵吵嚷嚷，喋喋不休。我原想在父母的墓前静坐一会，也只能作罢。这段经历后来多少汇进了我的一本书中。
    这些老妇人包着白色的包头巾，穿着黑色的土布衣服，显得比远处的乌鸦更黑。她们一定都有七八十岁了，拖着小脚，步履艰难地走着，手中捧着蜡烛、香、纸钱、花，以及各种样打扫墓地的小工具。其中一个摇摇晃晃地走近，举着一栋纸做的冥屋说，“愿你的祖宗保佑你！”
    “噢，多漂亮的外国太太！”另一个惊叹道。
    第三个接着说，“在九泉下，你的祖先也肯定笑得合不拢嘴。”
    “祖宗保佑！”最后一个回响着。“你们俩在国外发财、生活美满！”
    “不，谢谢。”他对这苏州方言的合唱摇头不已。
    这里毫无要嘲笑她们的意思。书写了这一段，只因为这一切确实在那里发生了。有一个细节在书中没写，却更具讽刺意味。在那里，那些老妇人口口声声叫我的称呼是“老板”。（在当代汉语中，作为称呼用的“老板”一词有褒义在内，在英语中却找不到这样一个对应词，这可能是在英文小说中最后舍弃使用“老板”一词的原因。）我从来都没当过老板，但显然，让我父亲当年“黑”了的这个称呼，现在却走“红”了。她们是真诚地希望我是“老板”，或多少能像“老板”一样，给她们一大把小费。
    这一切不仅仅发生在苏州的墓地中。在上海的新天地里，私营企业主又成了红得发紫的顾客；在衡山路的“时光倒流”酒吧中，十里洋场的记忆再一次泛起，变为最新的时髦怀旧。历史有时候还真像小丑手中抛动的彩球，在舞台上魔幻的灯光下，不断变换着颜色。
    于是我不禁想到，假如父母亲今天都还健在，身临此情此景，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尤其是在那次旅途中，读了《偶然而成的旅行者》后，我更在他们身上感到了历史的嘲讽。如果不是因为偶然得到的香精原料，父亲不可能在四十年代末开厂，也不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黑色”资本家而遭受磨难；再换一个角度假设，如果他是在九十年代初开的厂，那么现在应该是“红色”企业主受到尊重吧。
    这些年像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许多事物都可以得到解释。就像我们经常在报中读到的那样，在人类发展史中，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年轻的制度，有些曲折并非难以理解。如果说，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后来的政治运动似乎也可以如是说，那么，九十年代的私有企业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同样是合理的。说到底，历史本来就是人们不同解释中的历史，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生命的悲剧却只能有一次。我的父母亲在这段历史中失去了许多他们不应该失去的。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这一切。是因为他们去世太早，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历史的嘲讽，还是因为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不能说的就只能不说呢？
    杜甫有一首《咏怀古迹》是我很喜欢的，尤其是其中的四行：“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记得毛主席好像也曾这样说过，颠倒的还要再颠倒过来。造化作弄的自然不仅仅是我的父母亲，或与他们境遇相似的那一批人。当时代经历着如此戏剧性的变迁，其他人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今天解释着昨天，昨天也仍在解释着今天；过去每一种解释都可能是误解，但也都可能在现在产生新的误解。
    于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些念头真像蚊子一样挥之不去，不停地在我一部作品的构思中嗡嗡打转。
    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在虚构的H市一栋住了十多户人家的石库门房子里。有远见的开发商已开始在筹划，怎样将一大片石库门拆修重建、改造成时尚新潮之地，但对这栋房子中的住户来说，石库门还只是意味着陈旧、拥挤的居住条件。无疑，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不可避免会反映进来，随着旧与新的价值体系的解构建构，石库门中的这个小社会也仿佛经历了一次次洗牌。意外地，一个谋杀案在这里发生了，案情因为邻里的关系复杂而更加复杂。造成所有这一切的扑朔迷离，不仅仅因为住房条件引起的冲突和矛盾，更因为这些年的历史所形成的误解和偏见。在整个社会的转型期，在新旧意识形态的颠覆与困惑中，主人公探长所要侦探的不仅仅是案清的本身，还有使得这个案子之所以发生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