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贝淡宁（Daniel A.Bell）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拥有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员。其著作包括《贤能政治》《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中国新儒家》《超*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等。

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 Shalit）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马克斯•坎佩尔曼民主和人权研究所所长，拥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问题、贫困、不平等和城市问题，著有《人民的劣势和权力：在怀疑时代讲授政治哲学》等。

译者

吴万伟

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译有《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贤能政治》《中国新儒家》《儒家民主：杜威式重建》《行为糟糕的哲学家》《大西洋的跨越》《分配正义简史》等作品。

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全球，人类正在经历高度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落脚城市，漂泊和乡愁成为人类共同的命运。城市不仅要成为人们的生存空间，更要担负起安顿人们心灵的重任。当我们脱离乡土，如何在都市丛林中寻找归属感？如何在城市中成就自己的美好生活？

两位哲学家用街头漫步和聊天的方式考察了世界*具吸引力的九大城市：耶路撒冷、蒙特利尔、新加坡、香港、北京、巴黎、牛津、柏林、纽约，不仅描绘了每个城市丰富多彩的历史，还从小说、诗歌、传记、旅游指南、建筑标记及作者的亲身经历等多种素材中撷取资料论证其观点，论述了每个城市的精神是如何体现在各自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阐明了市民对城市精神的自豪感是如何抗衡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倾向和遏制民族主义泛滥的主题。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气质

真正的城市精神，一定是自治、自由与自我的。它不是宏大叙事的行政精神，而是自下而上的市民精神。

——著名作家 宋石男

虽然城市是通过建筑和物质外观区分开来的，但贝淡宁和艾维纳提出了令人瞩目的观点，即世界众多大城市及其居民能表达出自己独特的习性和价值观。《城市的精神》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范围广泛、魅力无穷的个人旅行。

—— 威托德.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临时性的大都市：城市观点》作者

在肤浅的排行榜和商业调查泛滥的领域，《城市的精神》代表了美学对商业的胜利。通过在九大城市散步和生活，贝淡宁和艾维纳解开了世界上*吸引人的城市的奥秘。这种令人羡慕的崭新方式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说明问题。

——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如何转动世界：全球未来的复兴之路》作者

本书的风格是迷人的对话体甚至自传体，这与当今流行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相去甚远。对于热爱城市的人来说，甚至包括不喜欢城市的人，《城市的精神》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从事业到风格：现代主义建筑遭遇美国城市》作者

在巴黎，浪漫主义这个词更多地与19世纪30年代维克多•雨果领导的艺术和文学运动密切相关。它挑战古典主义的秩序和限制，呼吁言论的更多自由，采用新的文学实验，如探索边缘人生活的小说。但是romantique这个词最初被用在外部的自然景观，用在更多非正式的、更少控制的花园，被称为英式花园（与之对应的是凡尔赛精雕细琢的对称的花园风景）。最著名的例子是卢梭在《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Rê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中的第五次散步，写于1778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比尔湖的岸边比日内瓦湖的岸边更荒凉更浪漫，因为石头和树林离水更近。”卢梭对摆脱社会规范束缚的个人自我的理想化和他对现代文明的压迫和不平等的攻击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关键主题。孤独的散步者的都市对应者就是“闲逛者”（flâneur），用查尔斯•波德莱尔的术语就是“人行道上的植物学家”。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Le Sleen de Paris，1869）是用散文诗的形式写成，在他死后出版。他痴迷于巴黎现代化的仓促中遗留下来的人类碎屑。在《穷人的眼睛》（The Eyes of the Poor）中，他讲述了衣衫褴褛的穷人家庭寻找新咖啡馆的故事，用小孩子的眼睛说：“真美啊，真漂亮。但那是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才可以进去的房间。”波德莱尔表达了他的想法：“不仅我被这家人的眼睛感动了，我甚至感到羞愧，我们的杯子和酒瓶远远大于我们的实际需要。”重点不是批评感情的泛滥：波德莱尔在赞美葡萄酒、诗歌和美德的“醉态”，关键问题是，有些人在物质上被剥夺了享受“非巴氏消毒”的浪漫机会。

艾维纳和我路过宾馆附近的特雷维索街上的康纳利斯餐馆探头一看，简朴的棕色桌椅，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欢快的、热烈交谈的人，很热闹。我们走进去，受到热烈欢迎。招待请两个逛街者就座，指着靠窗的一张桌子说：“你们坐在这里还是进包间？”饥饿之下，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所谓。招待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菜谱时就推荐了几道菜。实际上，饭菜非常好。简单朴素、最新鲜的材料、口味丰富——真正的和而不同。饭菜精美可口，气氛也好，白天夜晚都顾客盈门，可是这家饭店要关门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为什么？”我们问招待（他是老板之一，共三个合伙人）。他介绍了厨师（另一个老板），厨师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好几年了，需要一些新鲜的事。艾维纳和我依旧疑惑：“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走？”他说：“我们需要新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天我们再次来这里吃午饭，继续聊了一下。这次，做招待的老板承认他们关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担心未来糟糕的经济状况，他们在更富裕的街区开了一家更小的饭馆，这样他们可以继续钻研自己的厨艺，而不必过分担心钱的问题。艾维纳和我对这种反应稍微有些失望，但认为这仍然和我们在纽约或香港发现的情况不一样。在那里，老板往往要把饭馆一直开下去，直到生意开始下滑为止。

在巴黎，讨论金钱或社会地位等话题是令人反感的。好生活的关键是表现出个人的创造性，并非只有艺术家才是艺术家。如果创造性的表现不能自然显现，政府将过来帮忙。不管政治左派和右派的差别在哪里，双方都支持政府干预支持文化的原则。1959年，保守派总统查尔斯•戴高乐给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一个任命书，创办文化部。马尔罗宣称法国的使命是“为人类社会提供思想和精神行动的手段和方法”。1981年，社会党总统密特朗任命了一个挥霍的文化部长杰克•朗，开始了补贴法国先锋派艺术家的庞大项目。今天，法国花费GDP的1.5%支持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德国的为0.7%，英国的是0.5%，美国的是0.3%）。文化部连同其11200名工作人员将大量金钱花费在博物馆、歌剧院和戏剧节上。该部在20世纪80年代还任命了高级项目专员（a chargé de mission）专门负责时尚、歌曲和各种活动（绰号是“摇滚部长”）帮助法国与盎格鲁-撒克逊竞争。文化补贴无处不在。从电影票上抽走的税的11%返还补贴国家电影生产，政府对每个拥有电视的家庭征税以支持高质量的公共节目（自2009年6月，从晚上8：00到早上6：00公共频道上不再有广告）。政府对在表演艺术方面的自由职业者提供免税优惠。画家和雕塑家的画室工作室也会得到补贴。最好的是，政府工作人员用得到午餐券的补贴去支持餐饮业。政府强迫雇员超过50人的公司支付总工资的2%给单位内部的企业委员会，这笔钱被用来为工人建造公司餐厅或者分配餐券。63000家法国餐馆接受这些午餐券（它们的窗户上有一个纸条，“接受餐券”）。这些政策会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吗？当然。但更是支持“非巴氏消毒”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花费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上。

早上六点半，艾维纳出去寻找最近的咖啡馆。空气清冷，但太阳已经出来了，很快就会暖和的。他在夏德特街找到一家热情友好的、带有大窗户看街景的咖啡馆。电视开着，却没有人看。五个人站在吧台前和老板聊天。艾维纳点了一份意式浓咖啡，正要付钱，但老板不收。艾维纳感到奇怪，所以就观察其他顾客。他注意到人们进来的时候说“早安”，只是在离开时再付钱。他明白了：在咖啡馆喝早餐咖啡不仅仅是喝一杯浓浓的不加牛奶的液体，而是聊聊天，放松一下，在本地咖啡馆加深与社区其他人的纽带感情，虽然只是闲扯或有关政治的辩论。艾维纳回忆起在曼哈顿的星巴克咖啡馆。他一进去，一个员工就大声打招呼：“早上好！”接着是：“你要点什么？”在曼哈顿，咖啡业要求服务好，顾客总是对的。而在巴黎，它是社区生活和传统。顾客或许错了，如点菜时付账，他会被纠正以便明白游戏规则，下次再进来时便成了社群的一部分。当天晚些时候，艾维纳和我在另外一家咖啡馆停下来。艾维纳点了奶酪和浓咖啡，但侍者有点儿家长式作风，他说咖啡应该在奶酪之后喝，不能同时享用。艾维纳理解了。在美国游客看来这种不礼貌的做法是培养“非巴氏消毒”生活方式的努力。

在将各相关事项削减至最低经济标准的趋势下，抵抗全球化的斗争部分体现在人们努力维护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上。在法国，通常表现在传统食品的象征性价值，正如1999年7月若泽•博韦领导法国农民破坏米洛麦当劳店的著名案例。这个事件前的几个星期，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允许美国政府对欧洲“奢侈品”征收附加税以回应欧洲拒绝进口美国牛肉。美国政府征税的项目之一是（非巴氏消毒的）洛克福尔奶酪，这种奶酪只能在洛克福尔镇的洞穴里生产，因为它使用的是那里生产的一种特定细菌菌株。这种奶酪必须满足传统品质要求，如产羊奶的羊是在这个镇周围100英里范围内养大的等条件。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激怒了米洛周围为洛克福尔供应奶的农民，他们以攻击麦当劳店作为回应。

在很多城市，一小群乡下农民搞的这种抗议活动被视为反动派的花招而不屑一顾。但是在巴黎，他们被当作民族英雄，若泽•博韦被拥戴为反全球化运动的领袖。如果是保护法国的伟大美食传统，巴黎人会支持这个事业，不管经济上付出了什么代价，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对土地的依恋，对法国农村生活方式（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的留恋。很难想象另外一个大城市的居民对农村传统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更典型的或许是上海人对“落后的”农民的蔑视）。巴黎人实际上是把他们的饮食传统带到城市来了。巴黎人在农贸市场和在专营食品零售店人均购买的食品，要比法国其他地方的居民更多。面包店、奶酪店、肉店在巴黎更常见，远远多于连锁超市（而在法国乡下则正好相反）。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客必须显示他们对农村传统的了解，这在其他大城市也许会觉得非常怪异。这里值得引用加拿大两个观察家对法国文化的幽默描述：

法国国际农业展每年三月都在巴黎举行。首先，我们吃惊地发现法国的农业展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外省”的某个地方举行。当然，巴黎位于法国最富庶的农田之中，这些地方是巴黎早期力量的来源。因为展览，巴黎再次展示其肌肉给其他国家看。每年，总统、总理、半数的内阁部长都会到农业展览会上视察，与农民握手，蹲下来挤牛奶，或摸摸逗人喜爱的小猪。他们的行为会被媒体详细报道。但它更多是个测验，而不是刻意安排的媒体拍照机会。所有法国政客都被期待熟悉农场动物和生产。前总统雅克•希拉克每年都会因为熟练地抚弄小羊羔，热情地拍打奶牛屁股而得到热烈赞美。但是，政客的名誉也会因为在展览会上的糟糕表现而受到影响。前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因为糟糕的处理技巧而出丑，小羊羔在他的上衣上撒了尿，这件事将一直保存在他的档案中。

或许抗拒转基因食品、快餐食品、大众文化的美国化袭击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们可以指望巴黎人会进行一场漂亮的战斗。

我们遇见了研究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著名学者程艾蓝。在巴黎出生和长大的程艾蓝友好地答应谈谈她的城市。她邀请我们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附近的咖啡馆吃午餐。程艾蓝最近被任命为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但她在提到它时似乎很尴尬。谈到了巴黎的谈话艺术，程艾蓝解释说谈话就像游戏：“你享受它，它显示你流利的口才;你用之冒险，你会试图讨好但并不把整个事情看得过于严肃。其目的不是展示或者说服而是感受谈话本身的乐趣。”我们用英语交谈，程艾蓝的英语非常流利，带着牛津剑桥口音（她在剑桥待了好几年），能非常清晰地表达她的意思，有一种英国学者风格的谦虚和谨慎，和她提到的巴黎辩论方式非常不同。但是，当我们问她远离巴黎后最想念它的是什么时，她说是思想生活、对话和娱乐。

巴黎人辩论的方式扎根于17世纪和18世纪贵族沙龙传统。旧制度的法国贵族形成了一种社交艺术，其中新式对话是核心。左派因为日益孤立于政治和政府管理而影响力渐弱，无事可做，所以把精力转向发展礼仪的精细规范，华丽的、激烈的思想交流成为社交和思想生活的模式。正如贝内代塔•克拉维里（Benedetta Craveri）所说的，“只有旧制度的贵族成员（整日有大量闲暇时间，除了炫耀自己根本不用担心任何事的人）才不会让社交生活和艺术本身终结。这个幸福的乌托邦是上帝赐福的岛屿，是天真的阿卡迪亚（世外桃源），这里没有日常生活的烦恼，可以专心培养虚幻的道德和极致的审美”。凡尔赛宫是政治和管理中心，而18世纪的巴黎在社会和思想生活中占了上风。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凡尔赛宫，策划阴谋，而在巴黎，纵情享乐。”沙龙往往是由富有魅力的漂亮女人主持，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精致的谈话把快乐最大化。女主人的职责被认为是制订游戏规则，有个女主人这样描述，她有必要让“欢快的精神占上风，但同时在全体宾客心中产生一种对任何事物都感到开心的情绪，不感到无聊。大事小事都可以聊，只要说得优雅得体，没有任何限制”。有些女主人也因为她们的机智和聪慧而受到追捧。这里有一个男性崇拜者杜乔特尔对杜德芳侯爵夫人这样描述道：“如果遇到即兴的和演出的戏剧问题，我们求助的人就是你。我常常享受你在火炉边的快乐，你的表现令人敬佩。无论是性格还是思维方式都是那么的丰富多彩和魅力无穷。你的言论是多么深刻，多么有力和多么准确啊。即使是在闲聊的时候，也没有漏掉任何内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人痴迷、激动和钦佩。对哲学家你是无价之宝。”

我们知道，“天真的阿卡迪亚”在1789年法国革命开辟血腥和恐怖的道路后被废除。但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贵族仍然保留了他们的风格和尊严：“在监狱中，男男女女衣着依旧非常讲究，他们相互拜访，还在走廊尽头的四支蜡烛处举办沙龙。他们讲笑话、写情诗、唱歌，为自己仍然像从前一样气派、快乐和优雅而感到自豪。你难道会因为碰巧住在糟糕的酒店就变得忧郁和粗野吗？在死囚押送车上，在法官面前，他们仍然保持着尊严和微笑，妇女带着独有的安详和平静走上断头台，就像去参加社交聚会一样。”

但是，没有被杀死的是谈话的艺术。革命之后，它变得民主化了，不再是贵族精英的专利。19世纪，女作家斯塔尔夫人（在年轻时了解过谈话的艺术）举办沙龙，她对谈话的描述直接来自旧制度的贵族沙龙：

在兴味盎然的谈话中感受到的满足感，并不完全来自所谈论的话题。谈话中涉及的无论是观点还是知识，都不是人们最主要的兴趣点。相反，这是一种特定的方式，可以使人们对他人产生影响；人们相互迅速地给彼此带来快乐；想到什么就快速说出来，享受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感情流露而不是装模作样地鼓掌；通过口音、手势、表情的细腻变化展示个人的才华。谈话中自然产生的火花四溅的电流，让人们摆脱了过分活泼的负担，也让他人从痛苦的冷漠中惊醒。

巴黎仍然是这种对话的中心。这是斯塔尔夫人在1814年对这个城市的描述：

在我看来，巴黎是世界上谈话的智慧和高雅品位得到最广泛传播的城市。而所谓的“怀乡病”，是对故乡难以描述的哀思，这和朋友别离的情绪没有关系，特别适用于制造谈话的乐趣。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你说出来的话不仅是为了交流思想、情感，表达关心的手段，而且是制造快乐的工具，对某些人来说就像音乐，对另外一些人就像烈酒，它能够刺激人们兴奋起来。

不幸的是，斯塔尔夫人被拿破仑流放10年，在她的怀旧伤感中，她说巴黎“是世界上没有幸福也最能将就的地方”。如果斯塔尔夫人仍在世，她可能更喜欢巴黎。今天，人人都明白要尊重能言善辩者，要竭力提高说话的水平，这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显示出来了。

即使巴黎地铁里的乞丐也都能言善辩，口才了不得。他们进入地铁车厢后先请求大家原谅他们的打扰，然后认真地解释如何落入现在的处境，为随后提出乞讨要求奠定基础。甚至能听到乞丐使用押韵体发表这种演讲。押韵的诗歌需要花费两三站甚至四站才能讲完，最初的听众可能在他们讲完之前就已经走掉了，但他们很少走捷径，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总结其请求，解释他们需要钱“吃、喝、保持洁净”。接到别人递来的钱后，在走出车厢前不忘感谢乘客听他们演讲，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若在北美洲，人们都不指望政客能有这样流利的口才。

巴黎风格的政治对话不是寻求共识或者寻找真理，而是主张真理。你以大无畏的气概提出原则，然后寻找原因或考虑其隐含意义（巴黎人在日常对话中也会常常使用“先验”这个词）。观点变成了理想，任务变成了调整现实适应理想，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在巴黎与法国的亲戚共进午餐，我讲了一个笑话，法国两个知识分子反对政治改革的一项计划，理由是，在实践中行得通，但在理论上却说不通，在座的却没有人觉得好笑。艾维纳和我会合，并继续我们的“研究”。我们坐在高档街区帕提斯•卡罗克斯大街的咖啡馆里，咖啡馆对面是社会党办公室，上面有用红色和绿色描绘的大幅海报，海报中的人就是奥巴马。我们觉得奇怪，奥巴马怎么被当作社会党人。来到丹费尔•罗什洛大街的另外一家咖啡馆，遇见了我继母奥迪尔和弟弟乌戈。奥迪尔和我相互在面颊上亲了好几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奥迪尔在巴黎出生、长大，她说喜欢所在街区的社区感和店主给无家可归者食品的方式。曾在中东工作的乌戈开始谈论政治。奥迪尔要走了，我恋恋不舍地说再见。乌戈转而说英语，语言流利表达自如。他在没有任何正式学习的情况下自学了阿拉伯语。乌戈对“9•11”恐怖分子袭击的官方说法充满怀疑，宣称双子塔倒塌的方式显示它是在被控制下的爆炸崩塌的，看起来像一枚导弹而不是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在飞机坠毁前，怎么可能有人从飞机上打电话呢？”接着他谈到在黎巴嫩战争中的经历。当然这是悲惨的，但他也经历了一种“兴奋”。艾维纳和我问到乌戈未来的打算，他说他在学习波斯语，考虑加入在阿富汗的法国军队。我担心他的未来，却不得不与他吻别，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步行来到蒙帕纳斯的精英咖啡馆与父亲在1950年移居巴黎时认识的老朋友西姆森•纳约维兹会面。西姆森迟到了，但不妨碍我们的“研究”。我看到一个手拿纸和笔的作家，20年前，他便坐在这个地方。艾维纳观察到巴黎咖啡馆的作家往往在使用钢笔和纸张，或许使用个人电脑是糟糕的形式？他在咖啡馆随意地转了转，似乎在思考曾经到过这里的人的名单。毕加索是唯一投身于艺术的共产主义者，画家、作家、诗人马克斯•雅各布是天主教徒，但作为犹太人被迫离开深爱的巴黎，后被纳粹送到集中营，1944年遇害。野兽派画作的创始人安德烈•德朗，他本来是要当工程师的，他的朋友亨利•马蒂斯试图说服父母让他能够投身于艺术，为志向而战，不能因为金钱和舒适而背叛它。这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志愿充当救护车司机的海明威身受重伤，后来移居巴黎，在这里他写出了英雄和反英雄的故事。

西姆森来了。他曾经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总编辑，“退休”后写了有关古代埃及的若干著作。我回忆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父亲在同一个咖啡馆和他见面的情景，当时我们在争论美国是否应该支持康特拉斯叛军推翻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统治者（西姆森支持反共的康特拉斯叛军，而我则支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打过招呼后，我忍不住提出丹尼尔•奥尔特加（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在尼加拉瓜重新上台，西姆森认为奥尔特加已经成为资产阶级。随后我们转向了其他话题。西姆森是个激进的无神论者，认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犹太人是世俗者。艾维纳不同意这个观点，他是在希伯来大学讲授政治理论将近20年的耶路撒冷人，但他没有能说服西姆森。我们问西姆森离开加拿大是否后悔，他说不后悔，他认为加拿大和美国没有区别。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没有用。西姆森认为某政党即将垮台，就在我想说他在20年前也做过这样的预言时，西姆森站起来准备离开了。

在政治实践中，用道德绝对性思考的倾向体现在不妥协的政治抗议中。最早的抗议是中世纪巴黎大学的好战分子进行的：1200年，酒馆斗殴后，皇家代表采取了严厉措施，学生的罢课示威在一个狂欢节遭到压制，学者发起了两年罢工，从1225年一直持续到1227年。当然，最激烈的暴动就是法国大革命。不管革命的血腥程度如何，安德烈•马尔罗表达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决断：“革命！没有比现在这一切更糟的了。”1871年巴黎公社遭到残酷镇压，17000人被处决，35000人死亡，因此削弱了暴力抗议的热情。1968年5月，50万学生和工人在“想象的权力”（法语听起来更好）的口号激励下走上巴黎街头抗议，但是这种革命能量慢慢消解了。最近，抗议常常以街头剧场的形式呈现，如果防暴队不出现的话（因为看起来政府没有严肃对待，这对工会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利），工会领袖还会抱怨呢。因为抗议者往往避免提出像金钱之类庸俗话题，他们往往会把要求放在高原则的层次上，这就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巴黎人毫无例外地同情抗议的或罢工的爱国者”。实际上，法国的罢工并没有德国、英国、美国那么多，但因为巴黎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中心，与更加去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国家的首都不同，这里确保了更多的知名度，因此，巴黎就成为“针对任何议题进行任何抗议的理想地”。

坦率地说，很难理解“非巴氏消毒”的浪漫精神。这种精神似乎既是政治化的又脱离了现实政治，既赞成传统又反对传统，既冷嘲热讽又天真无邪，既是相对主义者又是绝对主义者，既是精英主义者又是民粹主义者，既喜欢暴力又热爱和平。但是，尤其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说，这很难让人理解。只要不是资产阶级就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的最深刻问题在于它太乏味，这才是问题所在，前后一致的要求没有说到点子上，错了也比乏味好。但是，如果浪漫和道德不符，该怎么办呢？

耶路撒冷（宗教之城）

当年轻人大量离开耶路撒冷时，令人不禁担忧这里纳税人群体太小，无法满足城市需要。我的一个学生说：“崇拜上帝很好，但我们也需要公民。”实际上，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在没有公民的情况下，公民精神可能存在吗？

蒙特利尔（语言之城）

用什么语言给蒙特利尔移民的孩子授课是引起社会冲突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移民都把孩子送到英语学校，这可以增加经济机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这种做法引起说法语的蒙特利尔人的不满，他们正在为自己语言社区的成员争取平等的经济前景。

新加坡 （建国之城）

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放松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或许政府最终承认充满活力的结社生活是爱国主义的真正秘密。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充当中介的协会对爱国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打破了社会孤立，允许人们合作，发现了本来可能被忽略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香港 （回归之城）

不是香港人不关心穷人，他们只是不相信国家福利总是或常常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过多的国家福利破坏经济发展。其实也存在其他方法保护有需要的人的利益，如利用（但不会破坏）普遍认同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香港自回归中国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加深或许与香港人的主流精神一致。

北京 （政治之城）

北京人有强烈的公民意识，这个城市充满了国家的象征。所以对城市感到自豪也意味着对国家感到自豪，批评这个城市也意味着批评这个国家。无论如何，在北京发生的事具有更大的意义。

牛津 （学术之城）

不守常规或学界人士常说的“盒子之外的思考”，是学习和研究中创造力的基础。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一年多之后才理解，不守常规不仅得到大学而且得到城市的鼓励。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既有传统的莫里斯舞蹈者；也有几十个居民和学生组成的群体，早上5点在附近学院高塔传来唱诗班的歌声时，跳入查尔斯河冰冷的水中游泳。

柏林 （宽容之城）

实际上，在访问柏林和研究其历史的时候，你可能对一个特别的问题感到困扰。有时候，它是欧洲最宽容的城市，但它常常又堕落为最不宽容的中心。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城市在态度上如此极端摇摆呢？

巴黎 （浪漫之城）

浪漫主义有两种。我们已经讨论了好莱坞版本的浪漫：来到巴黎爱上它。这是我们采访的巴黎人拒绝的那种浪漫主义。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我们称之为“非巴氏消毒”的浪漫主义，这更接近他们的精神。

纽约 （抱负之城）

公民精神的最完美体现就是在危机时刻。出售“我爱纽约”口号的努力或许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城市品牌塑造活动。但它的成功建立在人们对这个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真诚的爱的基础上。纽约风格的公民精神限制了对个人抱负的追求，如果没有了共同体意识，纽约早就被另外一个世界之都超越了。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