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多重视域与理论构建》：
80-9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以及普及得到空间发展，其研究也突飞猛进，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也成千上百地出现，而这些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成果直接成为90年代中期以后口头范式的确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90年代中期，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对把史诗作为一般文学作品来研究产生的偏颇进行理论反思，有心纠正中国史诗学界长期以来那种对史诗进行一般文学和社会历史阐述的学术路数，对国际学术界先进的理论成就和方法格外注意，萌生了引进国际民俗学理论，特别是“口头程式理论”来补正中国史诗学建设的念头。另外，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权威钟敬文也呼吁史诗研究的理论转型，他虽然没有对史诗作过专题研究和精密的理论探究，但是，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的建构和评议史诗研究者，他都有着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思考。因此，以钟敬文的学界地位和他的学术思考，他的呼吁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范式转换的进程。更为关键的是，史诗研究在口头范式的视域下取得了诸多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学术成果，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和巴莫曲布嫫的《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前者给运用口头诗学理论研究中国史诗提供了一个最佳范例，后者的“格式化”和“五个在场”对书面范式的弊端和如何对之补救进行了学理性的思考，田野和文本的关系也得到了深度的阐释。这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有尹虎彬的《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陈岗龙的《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的互动和表演文本的形成过程》、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等。
正是在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及其他学者们的努力下，口头范式才突破书面范式的拘囿，在学术旨趣、问题意识到研究方法上使得中国史诗研究面目一新。当然，两种范式还是相通的，甚至有些地方还是一脉相承，尤为明显的是二者对史诗传统和艺人的关注以及踏实的田野作业。另一方面，当两种范式处在交替和转换关头时，它们的碰撞和对立是必然的和正常的。不过，随着口头范式建构的完成和深人人心，二者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都强调把史诗研究放到史诗传统乃至整个大文化传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以开拓史诗学的新局面。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用现代化的手段把中国各族人民口头创作、流布和传承的民间故事、歌谣、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叙事诗和其他体裁的民间文学形式实施数字化管理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1999年申请了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它不仅有利于挽救濒临消亡的口头传统和学科的发展以及学术队伍的建设，而且对史诗学科的建设而言，这一资料库的建立无疑为中国史诗研究的健康和持久发展提供了资料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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