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四十年代——女性主体意识与女性视点
从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之后，随着觉醒了的“五四”女儿渐渐成长为成熟的女性，两性关系本质问题才逐渐得以从宏大的国家叙事中剥离出来，从而获得了独立探索的空间。尽管这种现代女性主体意识正经历着血与火的洗礼，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挡住现代女儿们生机勃勃的成长脚步。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坛主潮由以反封建、要求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启蒙主义的“五四’’新文学，发展为以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为旗帜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革命文学，而且这时期的丁玲、萧红、冯铿、白薇等也都与“左联”有着密切关系，但阶级意识、政治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女性自我意识、性别意识的消失。在丁玲、萧红等的作品中，女性性别意识与政治意识、阶级意识、民族解放意识交织并存，文学史家常常把30年代的丁玲与萧红相提并论，丁玲被喻为“一座突兀的山”，萧红被称为“一江明澈的水”；“山有山的气势，水有水的韵味，高山流水，各具力度和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丁玲不论是在都市生活叙事中，还是在社会革命叙事中，都以莎菲女士特有的敏感与狷傲，从女性的生命基础与性别意识出发，对女性的生存困境予以大胆揭示，从而将自冰心以来的女作家们所含有的女性意识提到丫更为自觉的境地；而萧红则始终关注自己生活的“边缘地”，现代中国的女性叙事也因此拥有了一位具有成熟的个人风格的文体家，王德威称《生死场》是“对故乡、对国家最精致动人的描写”，茅盾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而40年代生活在上海沦陷区的张爱玲、苏青，则以主流之外的写作姿态表现现代都市女性人生的一隅，日常女性的生存状态在她们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较之“五四”时期’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涵更趋丰厚，既有与时代相呼应的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也有面向女性自身的冷静探索与剖析；既有对复杂人性的重新审视，也出现了具有哲学深度的对生命的思索，这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女作家们成熟的女性心态及女性视点。
相对于冰心、庐隐等人的女性书写，丁玲的小说更自觉地表述女性的自我体验，自觉地将男性作为观照对象、讲述对象，而且能够正视女性心理，勇于表达女性被压抑的情欲。“大胆地以女性视点及自传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L16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便充分显示了丁玲较为成熟的、独立的女性主体意识。在这部小说中，莎菲女士讲述自己的身体与感受，讲述女性对男性的情欲，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女性自我。凌吉士和苇弟代表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不同欲望，这种欲望因女性自我的存在以及对“孤独”乃至死亡的选择而遭到挫败。更值得重视的是，在莎菲回溯式的“自我批评”的底层，涌动着一种在90年代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中才有的“女性欲望’’叙事。“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我自己。”在真正的女性自我空间里——莎菲女士的卧室，莎菲把自己的叙事——“日记”拿给苇弟看。在这一女性为主体男性为客体的语境中，苇弟成了根本无法与莎菲对阵的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从而展示了一个独特的女性观看男性的世界，女性主体叙事者完全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纵着叙事。这类女性观看还有：“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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