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识分子的翻译活动开始引起学界关注，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之前有关这一时期翻译的讨论，一般只涉及严复、马建忠等人提出的译论。至于其时丰富的翻译活动，要么遭到忽略，要么被简单概括为“不忠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逐渐有了改观。其中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界由对“五四”现代性的质疑带来的对晚清文学、文化的重新定位；二是翻译研究范式的转移。前者为研究晚清翻译创造了足够的外部条件；后者则为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不再讨论忠实与否这一类问题，而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翻译在当时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功用。
正是在这一思路下，《被建构的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在晚清》就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女杰传记作品的翻译展开研究，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晚清有关西方女杰传记作品的翻译发生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下？为什么要翻译？选择了哪些西方女杰来翻译？依据什么原则做出的选择？如何翻译的？译者笔下的西方女杰和源语中的西方女杰形象有何差异？翻译动机和文本实际呈现的内容是否一致？西方女杰在其时的接受情况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我们考察晚清知识分子如何制造“公众理想人物”有着重要意义。另外，检视这段翻译史，对妇女史研究也极具价值。从目前的研究看，学界对西方女杰传记翻译到晚清的过程还缺少关注。妇女史研究学者就西方女杰形象有较多探讨，但大都局限于将翻译文本当作创作文本使用。
《被建构的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在晚清》拟从晚清知识分子具体的翻译活动入手，以西方女杰传记作品的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这十位西方女杰形象来到晚清的过程及扮演的角色。在理论上借鉴当代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视角，研究方法上采用总体描述和个案研究相结合。通过译作和原作、译入语文化语境和源语文化语境的对照，试图揭示晚清知识分子制造西方女杰典范形象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以及他们面对西方女杰和西学时的复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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