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 “病”的自觉与“药”的寻觅
——清末新小说的兴起
作为通常的近代史研究起点的鸦片战争，事实上并未使其时国人的思维形态产生质的转变。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依然把西方列强视为“蛮夷”，天朝帝国心态与文化优越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真正使得中国进入“近代” （Mordcn）的乃是甲午战争。把国人的“身体”乃至由这些“身体”组成的“国家”视为是“病态”的，则流行于“庚子事变’’以后。清末小说中多有“病”的隐喻，并且与“陆沉”的心理恐惧相交织，也即“亡国灭种”的判识。 “病”之隐喻，恰切地表征出当时社会的基本共识。
随着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现及对西方国家制度的曰益了解， “治疗”方案的设计已经突破了传统“向后看”的思维定式，而与“世界”接轨。建立在进步主义基础上的“未来意识”这一线性历史观，也随之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论。
清末新小说创作者的心态，正是对上述判断的“应激反应”。尽管民众对“民族一国家”相当陌生，但是作者们正是以“西方”作为“健康”的尺衡而给出了“救国”方案，不但具有了现代社会国民动员的政治意味，而且也具有了启蒙主义的身位。同时，有别于稗官野史和街谈巷议的琐屑，“新小说”几乎宿命般地以其先天不足的文学性，波天大潮般进入了中国文学史。
第一节 清末新小说产生的语境
无疑，只有较为清晰地还原出清末新小说产生的语境，亦即把当时救国方案的政治理念论争大致归纳为渐进与激进两端，才能构建出清末新小说之诠释学的语境，并以此为思维的平台，进而理解清末新小说异军突起之深层原因。如此，探析上海及其公共空间的萌生，成为逻辑的必要。
一 “救国”方案的政治理念论争
虽然时人对于甲午战争败于日本，有着震惊、指责、麻木、反思等诸种反应，但今天重新评估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注定失败已经没有什么异议。甲午战败的刺激加上瓜分危机，使清廷的开明派与民间有识之士均认识到只有进行一场改革、甚至只有革命才能够拯救中国。以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与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都从理念与实践两面，参与了推动历史的进程。”
康梁制定的全面现代化目标因其激进、缺乏经验与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使得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昧于国际事务的顽固保守派鼓励与怂恿的义和团运动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使得清廷终于意识到“野蛮排外”的虚妄。面对改良派的鼓动、革命派的激进，以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清廷不得不改革自救，庚子事变之后开始实施比之戊戌变法更为激烈的“新政”。
以往学界更多提及的是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的历史影响，本书则特别指出日俄战争的分水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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